弗里德曼文萃-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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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些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明确的，但对失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确。但是，同样。下述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机构安排尚未适应新情况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市场信号方面干扰的增加将会使失业的平均水平提高。
即使从法律上说价格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其意思是：即使通货膨胀是公开性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仍然会发生。实际上，不确定性、自愿的长期合同之刚性及价格信号之骚扰，将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为对价格变动的种种法律限制所加重．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本身也是在市场上出售的种种劳务的生产者：从邮政服务到范围广泛的其它项目．而其它价格也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且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进行更改；从飞机票价、出租汽车收费到电费。在这种情况中，政府不可避免地将被卷入钉住价格的过程中去．此外，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将迫使政府力图在其它领域也开展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或者通过明确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或者通过迫使私人企业或工会“自愿地”实施“限制”，或者通过外汇投机，以改变汇率。
尽管具体的情况将因时间的不同及国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就一般结果来讲却是相同的：即价格体系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减弱；由于更大的摩擦（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市场范围内）的引入而使相对价格体系发生的扭曲；以及（非常可能地）更高的统计失业率。
我刚才所描述过的这些力量，可能会使政治及经济体制动荡不安，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战败国或智利与阿根廷较近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早在此种大灾难发生以前，人们已经采纳了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将使通货膨胀率较低且较为稳定，并使对价格体系的诸多干预得以消除。这将重新建立简洁明了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前提条件，并使得这一假说能够被用来预测这一过渡进程。
还有一种中间可能性：该体制将在一种虽则很高但相当稳定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下实现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也应该回到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去，且这一水平绝对地低于该过渡时期的水平。正如前面的讨论所强调的那样。似乎可能使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之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性，及政府对价格体系的不断增加的干预，而不是高程度的反复无常性或高程度的干预。
对付反复无常及干预的办法终究会研究出来：以指数化及类似的安排来对付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以调整价格与工资的间接方法的发展来避免政府的控制。
在这些条件之下，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会呈垂直状态，我们又将回到自然失业率仅说上来，尽管与最初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现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与不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
由于所要解释的是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所以我着重强调了制度变动的影响问题，这种机构变动是由一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正常的”价格水平）向另一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与长期高水平的、且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转化所产生的。应该说明的是：一旦这些制度变动能够完成，且各经济单位已经根据这些变动调整了它们的活动及预期，那么，对早先的货币结构的恢复，甚或在新的货币结构中采用成功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都将依次地要求作新的调整，而且这些调整可能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很多同样的、暂时的不利影响。似乎将存在一条中期负斜率菲利普斯曲线，以取代我一直力图证明的这条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
V．结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对一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及一近乎刚性的绝对价格水平的接受，以此作为短期经济变动分析的出发点。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制度性资料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各经济单位也都是这样看的。所以，名义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几乎全部地都通过产量来体现，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之间所存在的由来已久的混淆现象，又重新泛滥起来．
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经济学家们纷纷探讨失业与名义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失业与实际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不明确地将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看作等价干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则是可以理解的了。再者，最初支持失业水平与名义工资变动车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实证证据，得自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尽管存在着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但长期价格水平却是相当稳定的；而且人们普遍预期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这样一来，这些数据并没有对这些假设的特殊性质发出警报信号。
经济学界欣然地接受了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说。它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结构上的一片空白。这似乎就是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我们缺少的……”“一个方程”。此外，它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工具，使经济学家得以向决策者提出几种方案供其选择。
如同任何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只要实践似乎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假说相一致，该假说就将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尽管总是会有几个持不同意见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
然而，在由20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及由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以其简单形式接受该假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看来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失业率有所下降。于是滞胀局面不幸地出现了。
通过将诸如工会的力量等特殊因素考虑进来，人们为补救该假说已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实践仍然顽固地拒绝与修改过的假说相一致。
更为彻底的修改在所难免了。这次修订是借强调意外事件的一重要性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强调实际规模与预期规模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它恢复了将“实际”规模与“名义”规模区分开来的首要意义。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由实际因素所决定的“自然失业率”。当各种预期平均说来都得到实现时，这一自然率也将趋于得到实现。在价格变动对持有货币金额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业已考虑进来的条件下，同样的实际情况既与任何绝对的价格水平相一致，也与任何价格变动的绝对水平相一致。在这一方面，货币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名义总需求及通货膨胀方面的意外变化，将在雇主方面以及雇员方面导致一系列的错误估计，从而使失业开始以相反的方向偏离其自然率。在这一方面，货币就不是中性访了。然而，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尽管在这些偏离随预期的调整而得到纠正，并最终予以消除以前，这种偏离还可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自然失业率假说包含了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说（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同时，自然失业率假说还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实际情视作了说明（特别是滞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然失业率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接受。
然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其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被证明足够丰富，足以说明下面这种更为近期的新情况：从滞胀向通货膨胀下份经济衰退转化。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常常为较高的失业所伴随——不是为较低的失业所伴随，如单一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那样；也不是为同样的失业所伴随，如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提出的那样。
最近出现的较高通货膨胀与较高失业相纠结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诸如石油危机等事件的共同影响，或反映了一系列独立因素的影响，这些独立因素向通货膨胀与失业注入了共同的拉上力量。
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予以考虑，这一因素在某些国家当中可能是主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可能是次要的。这一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均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要以 5年或10年为单位来衡量，而不是以年内单位来衡量。公众还没有根据新的货币环境调整其态度或惯例．通货膨胀不仅更趋高涨，而且愈益变化无常，同时，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制订物价的更广泛的干预。通货膨胀之反复无常性的加重，及相对价格与由市场力量所单独决定的价值之间的背离的加剧，共同地使该经济体系的效率降低，使所有的市场摩擦纷呈，同时，非常可能地，还将使失业记录提高。
根据这一分析，当前的局势无法持久。它将或者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及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转化为制度调整，以与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的定价干预的政策。
关于应如何对科学理论予以修正的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极为标准的阐述。然而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
政府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政策，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中心所在。围绕着这些问题业已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经济理论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却不是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这一变革并非产生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地反映了一系列事．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比最强有力的政治或思想意识偏好还来很雄辩有力。
正确地理解实证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由皮埃尔·S·杜邦在近200多年前所作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揭示出来了。杜邦是来自来穆尔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议员。他对于增加发行阿西钠——法国革命时期的纸币——的提案作了恰如其分的发言。他说：
先生们，假定别人动机不良，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尖锐的争论很容易把人引到这种恶习上去。对待动机问题必须宽厚；应当相信动机都是好的，而且显然动机都是好的；但对待混乱的逻辑或荒谬的推理却一点也不必宽容、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所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故意所为的还要多。”（1790年9月25日）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0。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这里将要进行的这些说明，首先讨论最近的一项理论发展，然后对数量理论的实证证据予以概括，最后以对政策含义的讨论为结束。在政策含义的讨论中，则特别地对自1971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范围内的纸币本位的各种可能含义予以侧重。
![93千年战争 [美] 乔·霍尔德曼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