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闪苏饧嗖钍埂�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