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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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乔冠华夫妇在座。据斯诺回忆：“我回到 中国两个多 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 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 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 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 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 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平时， 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 有好几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 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 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他一 样，是不供发 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 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 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 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 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 ，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用 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 ，‘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 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 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
《毛泽东诗词》 ，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 赏价值高，艺术性强，远 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 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乔冠华从始至终都 参加了。这项工作，乔冠华从六十年代起，就和钱锺书、袁水拍、叶君健、赵朴初这些学贯中西的名 家学者一 起，竭尽心智，力求信、达、雅地将毛泽东气势磅礴、思想博 大、词藻精美的古典格律诗词译成英语 ，希望出版一种我国自己翻译的外语权威版本。当时任英文版《中国文学》负责人的叶君健曾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 小组，由 袁水拍担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作为成员参加。
参阅荣天屿： 《袁水拍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百年潮》1999年第7期。
钱锺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乔冠华与袁水拍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 译文的斟 酌。从此以后，他们四位不时聚集在沙滩中共中央宣传部 三 楼的会议室，探讨推敲毛泽东诗词诗句译 文。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 新发表的，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1964年 ，大家把翻译中的 疑义之处，集中起来去请示毛泽东。定稿小组还曾去函征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 丝？ 斯特朗对 初译稿的意见。斯特朗认为，译文要成为地道的英语， 要让人们读得懂，无论是诗的韵 律、想象力，还是诗的语言和思想，都要表达出作者抒 发的感情。
经过钱锤书、乔冠华等人的不懈努力，精彩绝伦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终于与海外读者 见面。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1）
早已成为历史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时纠缠着中国人的心。每当 回顾那惊心动魄的艰 难岁月，人们不胜茫然：那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说来令人诧异，这场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竟然是由一篇评论一出 戏剧的文 章引起的。还是在乔冠华忙于苏联、东欧事务之时，1965年11月10日，上 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 元的《评新编历史剧》。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 直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以乔冠华的直觉，他感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的出笼，绝非偶然。该文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 官》中
所 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 ‘退田’、‘平冤 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 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该文的发表，以及 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爆 发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此，乔冠华在清华时的老同学 季羡林也认为，当时，“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 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 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 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季羡林： 《牛棚杂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页。
历史以它特有惯性发展着。“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 个人专断 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 错误。林彪、江青 、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 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 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1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至1976年10月 ，历时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 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5月，神州大地风云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启 动。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 地表述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 论；确定了“左”的方针 、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 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 组夺了《人民 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竟事先不知！身为 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 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 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 冠华也在 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 希望听到他带回的 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 ，乱作一 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 、报社，有的抗议 ，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 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 交通……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 ，吵着要 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 赶着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 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 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 你们是问！”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 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 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 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 ，“让诸 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 ：我这里有货，” 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 ’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 饿汉饥！”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 用问，准 有好消息！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 领导；坚 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 杀向社会，扰乱工 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 ，他们之 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些派 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 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 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 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陈毅和乔冠华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 以往几十 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 面是能迅速打开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4～16 页。“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 虎被关 进笼子，只能 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好友李颢也 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 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颢叫儿子 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 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颢的 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 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 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 ，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 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 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 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 “第三号”领导人、国 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 坚持一点，就 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 是反复强 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 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 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 的 ，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 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