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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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宗道一:《才女外交家》,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 。
在文艺方面,中共在香港也办了一些刊物,乔冠华亦参与其中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 在三年当中,在香港的论坛有三次重要的论战,应该提一提,因为这都同当时国内的解 放战争息息相关”。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岁月》,第181 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 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他们就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肯定要发展成打仗的局面。当然,按 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一定会把苏联打垮。这个和他们在国内反对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想法是 一致的。所以当时,特别是在这三年的前期,1947、1948年,在我们的同志中,对这个问题 也发生了分歧。
“美苏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争论。那时大部分同志认为,尽管美国反苏的口号叫得很响亮,但真正 要打是打不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苏必战,这个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双 方就进行了争论。 “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现在已经去 世的梁纯夫同志。
“我是反对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的,他是倾向于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这些文章,我记得发 表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当时,在上海的某部门地下党的同志,把我这些文章在姚臻同 志姚臻时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
他们搞的叫《文萃》的刊物上转载 了。这些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这次争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把两方 面的意见都摆出来,进行充分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种做法尽管当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 做法很好。我认为这场争论,应该给它找到一定的地位。”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 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香港的文坛上,当时党内的同志及其追随者围绕胡风、路翎、姚雪垠、沈 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理论家、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展开一场论战。如今 回首前尘往事,不难发现这场论战,是与一份名叫《大众文艺丛刊》密不可分的。
从1948年3月1日开始,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现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出现在 香港 、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 ,就在香港与国统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并引发多种反应,据说,“创刊以后,颇受读者的 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 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那么,《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文革”以后的有关回忆并不一致。时 在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 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 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 界 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 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 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怕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 出一期;文章少或者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 要 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 艺丛刊》。”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2~28 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作为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得更加明确,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 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 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 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 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 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 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 《枝蔓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由此看来, 《大众文艺丛刊》绝非同仁刊物,而是代表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
《大众文艺丛刊》一共出了六辑,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在上面发 表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当然 还有乔冠华。
乔冠华也参加了对胡风的批评。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 作与主观》一文。
在文章中,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 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 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 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对乔冠华当年撰写《论文艺创作和主观》的原因,他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早先写《方生未 死之间》的缺点,并与批胡风挂起钩来。他说:“关于这篇文章(案:指《方生未死之间》 一文)的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是1948年,在香 港胡风的论战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文艺创作和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 谓到处都有生活的这个片面的提法。这件事在香港的党内同志都知道的,比如说何其芳,他 也在香港。据我所知,批评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 ,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 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 岁月》,第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月第1版。
应该看到,乔冠华和当时这些文章的作 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党和组织的意志(并不仅代表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所坚持 的批评标准已经超出了文艺的 范围,批判的虽是文艺思想、文艺现象,实际体现了政治评论的色彩,因而拥有特殊的“战 争锋芒”。
而所有的这些言行,都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如乔冠华所云“延安”方面的精神,而作 为 党所领导的一员,又怎能不以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呢?所以,乔冠华撰写《论文艺创 作与主观》与诸如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人撰文的政治色彩,不足为怪,可以理解。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5)
对中共理论家们在香港对胡风发起的围攻,所引发的极大震憾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 者的反应自不待言,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批 判胡风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 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委的负责人蒋天佐也表示不满,同为中共香港局负责人 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 《胡风遗稿》,第81~86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面对来自香港的指责,胡风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他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 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对我进行批判?”〖ZW(〗引 自戴光中:《胡风传》,第2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ZW)〗胡风欲加回 应,但是胡风的好友(后来是笔者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劝告胡风应沉着冷静,因为 在贾植芳看来,“在这个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 ,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味很浓, 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2~13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但是这样的忠告,终究未能阻住胡风对真理的追求。1948年6月,他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 论现实主义的路》。他很天真,认为“真理之外,别无所争”。殊不知,这场论战并非艺术 之争,而完全是政治上的纷争。显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上海,怎么会料到这场突发性的批 评的真正来历呢?
1948年末的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胡风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胡 风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蒋天佐正式通知,让他避居香港。12月9日,胡风由著名演员 金山送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3日拂晓时分,胡风抵达香港。他经直前往乔冠华所住的英皇道炮台山对门的一幢公寓,他 打了打门铃,是周而复开的门。胡风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由周而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胡风并没有因为乔冠华写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影响到和他的友谊,他希望与乔冠华见面谈谈。 大约过了三四天 以后,由周而复出面邀请胡风到他们那里吃晚饭,作为欢迎他来港的友谊聚会。参加者有乔 冠华夫妇、邵荃麟夫妇、胡绳夫妇、冯乃超夫妇等。大家见面谈得很热闹。
席间,冯乃超特地把一本岛田政雄写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那上面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 记。龚澎也乘此机会请胡风介绍推荐可供外国进步读者看的作品给她,便于在《中国文摘》 上刊登。
吃完晚饭,大家又开始交谈,乔冠华为主,谈了好多问题,通过交流,沟通了思想,对一 些分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对这次谈话,事隔多年,胡风仍有印象。他说:“好像 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 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 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