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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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有个哥哥是缅甸的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慨慨资助。他则“呼朋引类”，在临江路附 近租下一块地皮，盖起一间可以住十多个的屋子，让没有栖身之地的文化人都住了进来。
唐瑜将新屋起名为“碧庐”。这个名字取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 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唐瑜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样就 有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
碧庐建成，曾举行过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纷至沓来，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 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为重庆 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乔冠华也经常前来，与旧雨新知聚会，谈古论今，畅谈国际形势。他又 将读书会在碧庐办了起来。徐迟回忆道：“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 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思、盛家伦、方菁、沈求我、赵慧深、凤子、全山、 张瑞芳、萨空了、戴浩茉、乔冠华、夏衍、黄苗子、郁凤、冯亦代、郑安娜、龚澎、徐迟等 人，则是这里的常客。
至于“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有关。吴祖光叙述了其由来及其后的遭遇 ：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 荒》，是十八集团 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 要严格的上班扣台，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 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聊天时， 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 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 碧庐”所在地的“二流党”，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党”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 、 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 ，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吴祖光：《 阿朗书序》，见唐瑜著《二流堂记事》，第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建国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时，“二流党”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 团”，这是当年出入“二流堂”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1948年乔冠华在香港说过：“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 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周恩来也十分惦念“二流堂”，并为之辩诬。据唐瑜记载，周恩来初次在北京见夏衍时 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 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同上，第16页。
正如周恩来、乔冠华所云，“二流堂”是文化人交际的场所，休闲的地方，他们当中不少人 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所以一些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碰头会也时常选在那里。
当年，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发现了“二流堂”与共产党的关系，还专门安排人员进行昼夜监 视。唐瑜在回忆乔冠华的时候，颇为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曾家岩有人失踪了，他深 夜约人到‘二流堂’商量营救之法。他被特务盯梢，他跑到‘二流堂’门口，回头向小特务 说：‘你回去告诉头头，我就在这里，你们上面有人看着。’在离堂数步的坡上，有一个小 茶棚，每天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打麻将，正对着‘二流堂’楼上的窗口，里面也有一桌麻将， 似乎是在打对台。”
唐瑜：《二流堂记事》，第28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 第1版。
这就是“二流堂”与乔冠华的故事。
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2）
夏衍，是乔冠华在重庆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他们志同道合，趣味相投，都是文章高手 。在乔冠华患病期间，夏衍曾一度代他撰写国际述评。 夏衍是《新华日报》编外的人员，名义是自由撰稿人或特约评论员。后来，他也做了乔冠华 的同事。因为1944年秋，《新华日报》原来的总编辑章汉夫要随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 成立大会，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所以夏衍用“代总编辑”的名义，接替章汉夫 的工作。这样，乔冠华与夏衍更加接近，他积极配合夏衍的工作，一起上夜班，看大样，建 立起深厚的友情。夏衍自
己认为，在《新华日报》工作虽然紧张，但内部团结一致 ，心情很愉快。
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但并不自傲，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 陈家康等人，并称“四大才子”，有人干脆叫他们“才子集团”。由此还引发不少争论，这在下文我们再说。
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外科医生李颢曾经向乔冠华、龚澎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乔冠华也 为他 作了安排。可是，乔冠华不知道，李颢已经有了相处了两三年的恋人吴慰情小姐。当她得知 李颢要离开重庆的消息，急忙从昆明赶到重庆来。
恋人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李颢心中的爱河涌起层层涟漪，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为了追 求光明、追求进步，他要奔赴延安。然而，面对吴慰情那炽热的爱情火焰，他不忍心马上浇 上一盆冷水，使之熄灭，那么，如何向心上人说呢？李颢犯难了。
当乔冠华知道吴小姐千里迢迢来重庆的目的时，这位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共产党人出面了， 他同李颢进行一次促膝长谈。
乔冠华对李颢诚恳地说：“李颢，你要去延安，这很好，我和龚澎都很佩服你！”
李颢听了很激动，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乔冠华，听他说下去。
可是，乔冠华话锋一转：“前一段时间，你对中共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 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很需要你啊！试想如果没有你在医院为我诊治，我这个‘断肠 人’说不定今天不可能同你谈话呢。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留在重庆，留在党外，这样可以发 挥更好的作用。”
听了乔冠华这番循循善诱的劝导，李颢觉得有道理，也就听从了乔冠华的意见。
此后，李颢不分昼夜地为共产党人看病。他与乔冠华的情谊也与日俱增，两人成了知己。有 了空闲的时候，李颢就到曾家岩周公馆里的乔冠华住处去，他认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光明的 启示，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生活的力量。
李颢发现，在乔冠华房间里经常高朋满座，他常在那里遇见的人有夏衍、张瑞芳、胡绳、吴 祖光、徐迟等，有时也见到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墨西哥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叶，苏 联大使罗申等外国友人。
1945年9月的一天拂晓前，山城的人们还在沉睡之中。这时，一辆小汽车在市区医院前停下 ，乔冠华带着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李颢的房间，单刀直入：
“这是我的好友邓发，你一定得帮他的忙！”
李颢听了，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个人不就是当年省港大罢工 时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吗 ！真是赫赫有名，相见恨晚呀！
这时，乔冠华简要地向李颢介绍了情况。原来邓发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 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董必武也将代表解放区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 中共第一次派人参加国际性会议，可是没想到代表们到了重庆珊瑚坎机场时，国民党当局百 般刁难，以缺少免疫接种证明为借口，不准办理登机手续，企图阻挠中共方面的代表参加这 两个国际性会议。
这下可急坏了邓发、董必武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包括乔冠华在内。
情急之下，乔冠华想到了李颢医生，他急忙带邓发驱车赶到市民医院找李颢帮忙。
李颢听完乔冠华的介绍，自信地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成不可！”
话刚说完，他让乔冠华、邓发稍等片刻，自己立即冲出了房间。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这个 楼跑到那个楼，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种术。
李颢飞快地奔回房间，核对名单，并按接种卡上的项目用英文填写好，又来到院长办公室找 秘书，托词说是自己的亲戚出国，说了几句好话，让秘书盖上了公章。
接着，李颢兴冲冲地奔了回来，两个手指挟着免疫接种证明，把手举得高高的，好像是故意 要逗引乔冠华。
乔冠华等不及了，忍不住一把抢过证明。这时，邓发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激动地连声说： “谢谢！谢谢！”
乔冠华和邓发马上带上证明，又驱车赶到机场，国民党当局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只好让中共 代表们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在这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邓发被选为世界职工联会会理事 和执行委员，扩大了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影响。
事后，李颢与乔冠华开玩笑时，不无风趣地说：“共产党人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还有我 一份功劳呢！”
详见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236～2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3月第1版。后来，李颢与吴慰情顺利成婚，乔冠华夫妇高兴地出席他们的婚礼，祝福他们恩爱幸福，白 头偕老。
再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于1943年底怀孕了。由于夫妇俩整天忙于公务，眼看临盆的日子 快到了，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照南方人的习惯，婴儿最好穿旧布做成的衣服 ，因为旧布柔和，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
有一天，龚澎上冯亦代家去，说起此事。恰巧冯先生的夫人郑安娜也怀孕了，冯先生说只能 把自己的旧衫衣改制了。正在说时，忽然上海有人来，带了一个包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