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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古拉格群岛-第79章

小说: 古拉格群岛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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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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