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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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流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饱饱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日呀！……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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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一句？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啥啥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