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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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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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蓝滚边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