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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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