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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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