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心理伤痕 作者:徐浩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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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个性”,以还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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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展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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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发现:我有一颗破碎的心。
2、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
3、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
4、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焕发出超越自然的光辉。】
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也会遇到种种雷同的阶段。了解它们,不能帮助你躲避困难阶段,但是能够帮助你走得更好、更远。因为你知道了什么在等待你,会有所准备;你还知道了苦难是有尽头的,咬咬牙,走过阴霾的日子,就能够享受宜人的风和日丽。
失乐园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从小浸润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我们坚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解救其它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包括美国人民),最终建立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为此,我准备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身穿补丁衣服,1960年前后还饿肚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花是红的。我以为,世界上的事情,白是白,黑是黑,清楚且干净。
1966年,我17岁,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出了自幼建造的虚幻的理想乐园,开始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大串联,走出北京,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农民生活得那么苦;第一次遇到了讨饭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无尚的权力和个人疯狂,可以断送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可以把一个民族推向火海……十年的大动荡,把我赖以生存的精神乐园打得粉碎。
因为1966年冬天,我写了一首诅咒江青的诗——“满江青”,因此锒铛入狱。坐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十八岁的我苦苦地思想,没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真的好像小说《牛牤》里,十八岁的亚瑟,发现真实,陷入绝望,百般无奈,痛苦难当。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三十年啊!人生最好的时光。
记得那是1973年,因为中美关系解冻,我读到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美国,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国家呀!特别是羡慕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哈,总统被人告,也要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对于在“文革”之中,因为说实话,两次被捕入狱当政治犯的我,那是一个多么让我向往的地方啊!我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好像又有了寄托。
可是,去美国以前的半年,我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噩梦。演得是70年代的美国,住在东部的两位女大学生,放假,开着车去南部游玩。结果,在种族歧视的南部,被一个残暴的监狱长捕获。黑女孩被他奸污后折磨至死,白女孩在死亡边缘,偶然机会与家里通上了电话,最终才被救出地狱。影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我后来看到的《密西西比在燃烧》一样,没有好莱坞影片千篇一律的结尾大团圆的套子,看得我泣不成声。我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社会还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正义得不到伸张。那好像是给我心里悄悄升起的希望,当头一棒。
1981年8月,坐在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波音747上,我咬着牙对自己说:“你是去到人家的国家,为了看看世界、谋求生存。人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你就省点儿心吧。”我之所以警告自己,是我看了《噩梦》以后,隐约感到,自己恐怕要再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抵制失望痛苦的最好自我保护是:没有希望。我给自己下了铁的命令: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社会,也不许再寻找,
到了美国,生活紧张。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旋转。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象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政治”和“政治家”在美国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这也是为什么,从原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津,在那里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体制的西欧州。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直到1994年,在克里富兰格式塔中心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
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路上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在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
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我在电视旁边观看,竟然热泪滚滚。
第三次,是1991年,电影编导柳元拍摄一部名叫《红卫兵》的大型记录片,做我的访谈。当柳元先生最后问我:“那你们当年的理想呢?”我愣了,一下子大哭出声,而且乱说着英文加中文的话:“What’swrongaboutthedream?(理想有什么错?)从柏拉图、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不都是在梦想吗?……”我哭得伤心极了。
你可千万别错以为我是个爱哭的家伙。从小到大,谁都知道我是个顶厉害的“假小子”。动辄就和欺负女孩子的男孩打架。被人打疼了,也不哭。就是被“四人帮”抓进监狱的时候,还不忘记和看守所所长、提审员开玩笑、耍贫嘴。受多大的委屈,从来也不落泪。真不懂我那几次是怎么了。
重建乐园
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让我找补齐了前半辈子该流的眼泪。我方才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处在一种被动、压抑的精神状态里。更让我惊异无比的是,我发现,当我在意识层面,彻底否定了人类大同的理想的同时,我把自己的心打碎了。原来,二十多年以来,我有一颗破碎的心。这是为什么,看到自由神像——那人类解放的象征,听到全世界的运动员同唱博爱之歌,我会伤心落泪。因为它们触动了我的潜意识,那里仍然深深地埋藏着我儿时的梦想,追求人性美好的梦和我的心灵碎片一起,静静地睡在那里,并没有消失。
“也许,这是为什么你一直在研究如何医治有形的心脏?它表达了你无意识中,要求医治自己无形的心的愿望?”我的心理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也许她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彻底放弃了对于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开始收拾我那无形的心的碎片。说也奇怪,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了。至今,我的心,虽然还留有疤痕,然而,它是完整的,重新开始跳动。在美国——我的第二故乡,我那颗儿童时代的稚嫩的、被粉碎的心,得到了再生。心的成熟,使我有力量重建了自己的心理乐园。这个乐园,不是在理想愿望的云雾中漂浮,而是结结实实地生长在科学思辩的土壤里。这就是你已经读到的,我关于人类第二次进化和第二次人性苏醒的思想的成熟。我感到了人类发展的前景,促进这种发展成为我的人生目标,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回家了。真的,比起五年以前,我面前的世界焕然一新。天又蓝了,云在变白,绿草红花又在我的眼睛里,变得欣欣向荣。用一行禅师的话说:
“生命是一种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