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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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
　　蔣介石於日本短暫盤桓時，國民黨其他領導人發現洠в惺Y作為後盾，他們籌不到足夠的財源。當時孫科已經離開武漢抵達南京，並擔任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他無法說服上海的資本家進一步提供鉅額貸款，只能勉強徽集杯水車薪。此時，「上海總商會」的咦髟俣融呾丢毩⒆灾鳎瑢O科不能再強迫資本家認購公債，過去的稅收幾近乎斷絕，一向預備向租界區居民徽收月租金的計畫亦告失敗。另一方面，因為政府拖欠軍隊薪餉，駐紮上海的軍隊拒絕北上討伐張作霖。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再度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九位常務委員之一。蔣介石復職後便指派他的新妻舅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掌管財政。宋子文以高壓手段及財政手腕，得以在缺乏正式政府預算的情況下籌足資金，讓北伐行動起死回生：每五天一百六十萬元。
　　現在蔣介石開始著手與兩位最具練勢、且認同蔣再整合目標的北方軍閥進行聯盟：一位是曾受蘇聯支持、在一九二七年談判中扮演樞軸角色的馮玉祥將軍，他在河南擊敗吳佩孚之後，便以該地為根據地；另一位是走獨立路線的山西軍閥閣錫山。一開始就支持北伐行動的幾位挂系將領曾在克復和整肅上海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至此則轉戰於湖南，不願意投入北伐。
　　以北京為基地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成為北伐的最終目標，雙方的激戰始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蔣的部隊進入山枺鼭�南，眼看著最後的勝利就要到手，卻在關鍵時刻出現新的橫逆。大約有二千名住在濟南的日本人對於昔日國民革命軍如何攻擊漢口和南京的日本租界區記憶猶新，於是，日本內閣決定派遣五千名常備部隊進駐山枺�，直到戰事結束。國民革命軍進入濟南城時，日軍的五百名先遣部隊已在當地部署完畢。蔣介石抵達濟南後，即要求日本政府撇軍，日軍似乎也已準備撤離。但就在五月三日，戰端開啟，零星的小衝突最後蔓延成全面衝突，雙方均不乏令人髮指的暴行，譬如將戰俘去勢或挖去雙眼。日本隨後增派援軍，五月十一日國民革命軍撤離濟南。蔣介石一方面訴神謂「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眨�查濟南事件，同時為了避免擴大事端，下令他的軍隊繞過濟南，向西渡過黃河，集結於北岸。濟南事件爆發之後，中、日之間濃烈的敵意久久不散。
　　蔣介石與馮玉祥計畫立即聯手攻擊天津，以切斷張作霖駐紮北京的奉軍出山海關的鐵路要道。然而天津有五個主要的外國租界，外國的投資也在此地，列強不願見到天津滋生戰事。於是日本率先向張作霖擔保，只要他棄守北京，和平撇回枺�北，日本將會阻止南方的國民革命軍跨過長城或穿越山海關追擊奉軍。張作霖在苦思替代方案不得，只好讓步，並於六月二日帶著隨扈乘坐豪華專車離開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張的專車在瀋陽附近被炸，列車全毀，張作霖傷重不治。這場暗殺行動是由駐紮枺�北、不滿日本政府謹慎政策的關枺�軍軍官所策動，目的在於引爆危機、擴大事端，藉以擴張日本在中國枺�北的勢力。但是山西將軍閻錫山按國民黨的原定計畫接收北京，閻的另一位大將（譯按，傳作義）則進駐天津，過程十分平和。國民黨向繼承父親統治枺�北的張學良施壓，和他們達成協議。張學良屈從日本的要求，維持枺�北的「獨立自主」，但他也接受了於十月十日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的任命，擔任國民政府委員。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宣誓效忠南京國民政府，升起了國旗。孫逸仙的夢想似乎已經實現，從廣州至瀋陽，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迎風飄揚。
　　國民黨的當務之急是締造能穩固北伐成果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孫逸仙已經定下了軍事行動統一全國之後將過渡到訓政階段的指導方針，蔣介石因而不必再費心去裝飾民主政治的門面。一九二八年十月，蔣介石被授與「國民政府主席」的職銜，而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十六位成員則構成政府的最高領導集團。政府的工作依功能被區分為行政、立法、監察、司法、考試五院，由國民政府委員會成員中的五位委員分別出任五院院長。這樣的體制架構大致體現了孫逸仙所宣揚的「五權憲法」精神，不過南京政府的五院制度在偅�促間成立，未經選舉取得人民支持，而有摺畬O逸仙五權憲法體系的某些基本價值理念。
　　五院中以行政院最為重要，其功能涵蓋統籌中央各部會、制度經濟計畫、統帥軍隊、監督中央與地方關係、指派地方政府官員。譚延閻擔任行政院首任院長，直到一九三○年過世為止。行政院在他領導下，確實擁有了威望。譚延闓崛起於清末執掌湖南省諮議局，是一位優秀的行政人才。不過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譚延闓仍須聽從國民政府委員會的指示。
　　立法院因負責法統而影響亦深；立法院大約八十名委員的主要工作是討論和表決新法案。同時得以表決行政院的議案，特別是預算和外交政策相關事務。首任立法院院長是胡漢民，他同樣為立法院嬴得聲譽、不過立法委員職權不清、出席率不定，逐漸削弱了立法院的權力。其他三院的職掌近似於前清的刑部以及負責科考的官署，職掌任用或彈劾文官、監督司法方面的決議。
　　蔣介石的權力基礎在南京，南京當時已取代北京，經官方明令為中國的首都。定都南京是孫逸仙在一九一二年的原初構想，目的在於牽制袁世凱和北方軍閥的勢力。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與其他幹部訓練學校，其成員就如同黃埔軍校學生一般，都堅定效忠蔣介石個人。蔣介石將型塑學生意識形態的工作委付陳氏昆仲（譯按，陳果夫、陳立夫）負責，陳氏兄弟即陳其美之姪，一九一一年陳其美曾經在上海扶植過蔣介石。（一九一六年陳其美遭暗殺身亡，顯然這項行動是由袁世凱授意進行的，因為陳反對袁世凱稱帝。）這些訓練課程的基眨�是結合反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並注入了重新詮釋的、強眨�秩序、和諧、紀律、階級節制美德的儒家思想。陳氏兄弟一人控制「監察院」，另一人主掌所謂的「中央統計眨�查局」（負責反共的反間諜任務），握有大權。
　　蔣介石不斯提醒眾人他和孫逸仙的個人關係與政治淵源有多麼深。在南京建造中山陵是絕佳的宣傳機會。孫在北平去世之後，遺體暫厝北平城外西山的一處寺廟。孫身著西服，孫逸仙當年慷慨激昂的演講錄音在一旁播放著，還有影片來陳述孫一生幾次具有時代意義的片刻。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到了南京，就選定城外一整座山陵，作為孫逸仙的安眠之所，還計劃建造一條從南京直通陵墓的道路。一九二八年，蔣親自前往孫在北平西山的暫厝地，臨柩涕泣。表露心中難以平復的哀思。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竣工，氣宇雄偉，蔣派遣專車前往北平迎臁�，將孫的遺體換上中式長抱。一九二六年六月，蔣在南京親自主持奉厝大典，巧妙地不讓他的政敵出席這個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度政治意涵的時刻。
　　雖然國民政府以如此華麗的排場來向國民黨的創建者致敬，但是國民政府一如袁世凱時代，同樣面臨財政困窘的壓力。蔣介石半以橫徵暴斂的手段向上海實業家榨取北伐後期軍餉，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宋子文於是力圖說服眾人，建立起一套中央預算制度，要求成立一個具實權且獨立咦鞯念A算委員會，以分配各部門的財政資金。不過因為預算的最終決議權仍掌握在國民政府委員會手中，所以權限問睿�與特殊干預終究無法根除。
　　宋子文初步估計，扣除負債後，政府歲入約為三儯�元。但是當時軍費支出驟增為每年三儯�六千萬元，因此軍事組織的縮編與改組就勢在必行。此外，也必須進一步釐清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這項工作因為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時實際只控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而益形眩�雜。宋子文同時入主一九二八年底新成立的中央銀行，擔任總裁一職，當時中央銀行據有資本額二千萬元。央行成立之初衷在推動金融改革並贖回武漢、廣州，及南京政府各自發行的垃圾債券。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即與列強談判，放棄內陸過境稅以及自孫逸仙主政廣州政府以降所開徵的特別附加說，以換回關稅自主。結果，關說的歲入遽增，從每年的一儯�二千萬元增加至一九二九年的二儯�四千四百萬元、一九三一年的三儯�八千五百萬元，遠遠超過宋子文的預期。
　　儘管勵精圖治進行種種改革，但如左圖顯示，國民黨政府因為徵稅上有困難，依然無法敚�脫財政赤字的陰影，政府直到一九三六年都無法課徵所得悅（北京政府曾於一九二一年試圖開徵全國性所得說，但僅徵收到一萬零三百一十一元）。全國性土地稅的徵收亦然，因為土地稅的所得盡流入國民黨無從控制的地方政府手中。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無法向外國企業課徵超過一定比重的稅賦，因此工業稅的負擔就落在本國企業身上。這就造成相當諷刺的結果，像商家所屬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一度活躍於一九二○年代，能與強勁的對手英美菸草公司相抗衡，最後卻因不斷上升的稅率而瀕臨破產。
　　更麻煩的是，國民政府過度依賴上海的稅收。上海的法治不彰，但在金融、文化上極為活躍，此時的人口已逼近三百萬大關。上海劃分為好幾個區域，其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自條約口岸時代就已存在，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外圈人大部分居住在此，事業也在此。有數千名中國人也是如此。另外就是非租界的市區，此時已發展為龐大的都會，高度工業化。城西是龍蛇雜處之地，大小幫派在此爭奪控制權。
　　上海的確融合了各種面貌，新工業急速發展，國際商港吞吐量大，於是鴉片買賣、色情行業和組織犯罪都相當倡獗。法國人入境隨俗，居然任命幫會頭子為租界的探長，他的工作就是把和青幫洠в袦Y源的各方勢力逐出租界。這些人和孫逸仙及其支持者也有往來，蔣介石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杜月笙關係密切。杜月笙靠買賣鴉片成了最重要的幫會首領。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即與青幫往來從密，有些青幫中人已經開始從事正當的生意，但仍不改其本性。
　　為了締造穩固的政治結構，國民政府面臨的迫切課睿�是重建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機制。清末的統治者和袁世凱對此力有未逮，而事實證明，國民黨亦復如此。國民政府意圖建構的是體現在〈縣組織法〉條文中既定的縣級制度，縣由縣長管理，每一縣內設置數區，每一區有十至十五個鄉鎮。區以下的行政單位是「村」或「里」，在這行政體系的最底層是類似前清的「保甲制」。區以下的行政組織首長及委員會理應由選舉產生；不過在實際上，這些官員都是由縣長指派。除了由縣長領導的各「單位」之外，還另外設置了直接由省政府管轄的單位，以制約縣長對資源的掌控。


　　這種行政組織未能解決許多地方上的根本問睿�，許多農村的生活形貌實與清朝並無二致，地方行政長官往往專制腐化，較支持地主，勝於生活困苦的農民。即使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