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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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弧�儘管這些信件用字十分簡單，且都經過協約國軍情單位的檢查，但仍然是中國人識字率成長的重要指標，提高識字率曾是袁世凱的目標之一，也是日後共產黨教育計畫的核心環節。
　　一封當年的信這樣寫道：
　　自從接受了阿兄的建議後，我們之間已經相距錢萬里。我工作得很好，妳不用為我擔心。我每天攢三法郎，但生活昂貴，目前我尚洠в心芰�寄許多錢回家。就在我離開之前，在洮灣（音）那天我們曾吵架，忘了它吧！　我不值得妳生氣。請照顧我們的爹娘，我將在三、五年內回來，那時我會攜回足夠的錢讓他們度過餘生。（裕�十一）
　　中國人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並非洠в懈冻龃鷥r。除了五百四卜二名華工於海上罹難之外，幾乎有二萬名華工葬身於法國和法蘭德斯（Flallders）地區，長眠於異鄉特設的公墓。墓園裡墓碑井然排列，上頭鏤刻著死者的中文姓名以及僱主所給的編號，默默見證中國有史以來首度涉入國際事務的這段歷史。然而更眩�雜的是，當成千上萬的華工返回中國之後，所帶回的不只是足以讓家人安然過活的積蓄，此外，還有讀寫的能力以及有關外面世界的豐富見聞。杖缛舾芍袊�社會主義者的觀察，這批歸國的華工必然會在中國的政治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承認戰敗，歐戰停火，中國的期望隨之升高。慶祝勝利的撸�行於北京展開，清廷被迫為了拳亂中喪生的德國人豎立的紀念碑也遭到群眾破壞。段祺瑞已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去職，北京政府如今在北洋軍閥其他派系的總統和總理控制下；但是段在讓位之前，他已將日本的巨額借款用於強化他個人的武裝力量上，並繼續與日本建立密商管道。抵達凡爾賽參加戰後條約協商的中國代表團陣容龐大，共有六十二位代表，由五位傑出的外交官率領，但行前並未接獲談判的指示。在凡爾賽迎接中國代表團的是日本代表驚人的聲明，亦即早在一九一七年，為了回報日本海軍支援對德作戰，英、法、義等國就曾簽訂秘密協約，保證在戰後「支持日本有關處置德國在山枺鼨嗬�的主張」。（裕�十二）
　　更槽的是，日本接著宣佈，他們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就曾與當時的內閣總理段祺瑞達成秘密協定。協定內容包括授權日本於濟南、青島佈署警力與軍防，以及將日本計劃於山枺�修建的兩條鐵路之全部產權和收入抵押給日本，以支付部分貸給中國的款項。中國代表似乎對這些充滿屈辱之秘密協定內容的確一無所悉。美國威爾遜總統先前對於中國亟欲收回山枺�的權利表示同情，現在卻認為，日本關於山枺鼨嘁娴闹鲝堅趪�際法上站得住腳。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威爾遜總統同意英國首相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與法國總理克里蒙梭（　George　Clemenccau）等人的意見，把德國在山枺�的權利讓給日本。
　　當巴黎和會背棄中國的事實敚г谘矍埃�各方急電穿梭於巴黎和北京之間，中國群眾陷人前所未有的情緒中。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不斷接獲來自各種政治和商業團體，以及海外華人、中國留學生的請願和抗議。五月一日，消息傳抵北京，中國代表團承認，先前的密約使得談判毫無轉圜餘地。此一消息引發了五月四日北京的大撸�行，接著，全國各地示威抗議四起。至此，中國政府手足無措，要求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的壓力蜂擁而至。中國總統向來不做明確決斷，雖然最後終於發出電報，指示代表團拒絕簽字，但是電報傳送至凡爾賽時已超過六月二十八日的最後期限。然而，中國留學生與抗議群眾包圍中國代表團下榻巴黎的旅館，阻止代表團參加簽約儀式。在不為中國接受的情況下，巴黎和會落幕了。
　　中國新一代的行動派於是開始從西方道德觀的本伲�去探討問睿�，唾棄西方國家的嗜血行徑與口是心非、表裡不一的虛偽面貌。就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市民與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凡爾賽和約，「五四」因而與中國新邉觿澤系忍枺辉谶@場邉又校�民族主義以及文化的自我反思合力將中國人民帶住新的發展方向。

　　孫逸仙的政治思維

　　孫逸仙在一九○五至一九一二年領導同盟會期間，並未建構一套詳盡或是嚴謹的政治理念，而僅只是呼籲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宣揚概括性的社會主義原則，以及一種普遍的希望，，企求構築一套機制，將中國改造成現代化強國。但是除了指出落實民主政治需要一段軍政、訓政的準備時期之外，在計畫的其他相關細節上，他的態度往往曖昧不明。一九一二年，「國民黨」在孫逸仙領導下成立，出現極富彈性的黨綱。民主政治需要養成期的理念因選舉而被揚棄，黨強眨�的重點轉向如何抑制總統權力，確保國會能在未來政治發展中發摚Хe極作用。
　　孫逸仙被袁世凱驅逐，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移居日本，至此開始籌思他認為適於中國國情的計畫，以及實邸�這一計畫的政治組織。孫逸仙歷經無數次的挫折，但他對自己的信念，以及他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堅信不移，孫逸仙決心要求支持者明確接受他的領導地位。
　　孫逸仙的首要工作是決定政黨重建後的屬性以及稱謂。受挫於一九一三年的災難，孫逸仙採取了較國民黨更激進的計畫，並將改組後的政黨命名為「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成立於枺�京，孫逸仙並於九月發表第一份宣言。據在宣言中承認，他與流亡同志常感「灰心」，而「二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於一蹶不振，言之不勝概嘆！」（裕�十三）然而孫逸仙深信，新的政黨將會重聚中國革命的能量。孫逸仙就任中華革命黨「總理」之職，黨員必須立具誓約按上手印，以示對黨魁的絕對效忠。中華革命黨的性伲�仍屬「秘密團體」，而不是公開活動的政黨組織。
　　孫逸仙如同許多先輩，意識到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於是，孫逸仙回歸他的三階段說，堅稱革命黨在獲得權力之後，應該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軍政時期，並在黨的領導下過渡到訓政時期。一旦中國人民智識大開，具政治責任感，中國人民當可邁向憲政體制的真正自治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的訓政時期，其政府形態為「革命政府」，然而關於訓政時期的具體期限，孫逸仙並未詳加闡釋。
　　孫逸仙認為，革命黨應有等級森嚴的結構組織，將黨員區分為三大類：「首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元動公民）執行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功能，取得一切參政與執政的優先權利；在革命軍起義後入黨的「臨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有功公民），具備選舉權與擔任公職的權利，革命政府成立之後入黨的「普通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先進公民），只能享有選舉權。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不得擁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佈之後，始能從憲法而授予公民權利。黨政機制包含五大部門（總務部、黨務部、軍事部、政治部、財政部），所有部門首長均由黨的總理指派，負責例行的軍事、經濟，以及黨的事務工作。另設「協贊會」，下轄立法、司法、監督、考試，負責培養未來政府官僚體制中的立法、政治管理人才，並經由考試來甄拔管理幹部。
　　自清末以來，孫逸仙的民族主義概念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滿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孫逸仙似乎願意淡化這個議睿�，而盡可能地將精力投注在爭取外援。他屢次向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對抗袁世凱，同時他也願同段祺瑞一般，提供日本政府重要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孫逸仙曾向加州的資本家招手，提出鐵路、工業、商品銷售通路的特許權，承諾所有鐵路的一半所有權，以及來自其他經營項目的龐大利潤。孫逸仙也曾與德國政府接樱�，德國政府提供孫二百萬美元去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但是，孫逸仙一直苦於革命經費的短拙，就如同一九一一年之前一樣，其經費主要得自海外華人的捐贈。
　　如何為政黨擬定凝聚且有效的意識形態、組織形式與策略，是孫逸仙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動盪不安，軍閥的割據使得任何統合性計畫幾乎不可行。這段期間，中央與地方之問的緊張關係更形尖銳。袁世凱的改革計畫之一，即保留縣長的職位，以使地方行政標準化，並通過考試程序檢覈官僚的專業技能與知識，以作為人事任用與晉升的標準。然而農村的官員經常以暴力與威嚇的手段奪取官職，就如同袁世凱的軍隊與其黨羽，無情地迫害疑似國民黨的支持者。在這段時期，清末地方士紳與地主等精英階層多能進一步強化其經濟與社會權力的基礎。由於當時中國仍處於農業社會，四儯�五千萬人口中，據估計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生活在小村莊，缺乏交通、生產等新技術。於是精英階層得以藉由彼此的聯盟，或是與大城市的地方勢力相結合等網絡來拓展影響力。因此，這些精英階層能夠加強對地方商業活動的把持，以及不斷佔有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利益。雖然時局混亂，經濟成長卻是穩定的：一九一三年，大約七百個中國人擁有的工廠是使用機器生產，資本額三儯�三千萬元，僱用二十七萬名工人，到了一九二○年，增至一千七百家工廠，僱用五十萬名工人，資本額超過五儯�元。（裕�十四）
　　孫逸仙即使在流亡期間，都試圖指摚�他的革命黨與人稱「白狼」（譯按，本名「白朗」）的匪幫領袖取得聯繫，設法使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白狼所部匪幫的行動倏忽不定，在政治上他擁護清室，反對袁世凱政權。白狼的部隊是由貧窮無地的農民、各路軍隊的散兵游勇，以及受官府欺壓者所聚合而成。就如同一八六○年的「捻亂」，白狼的部隊游移於湘南、安徽等地，並一度於陝西建立根據地，直到一九一四年末遭到鎮壓為止。
　　孫逸仙的領導權威曾面臨支持者的挑戰，抗議他的個人權力，反對以手印宣誓效忠，認為孫的革命耍麍D不可行。許多孫的批評者紛紛逃向枺�南亞、美國等地的華人社區尋求庇護，並繼續延用「國民黨」之名，而不願承認「中華革命黨」。結果造成反袁力量的潰散與挫敗。但是在日本，有一批精英追隨孫逸仙，對於中國政治仍繼續發出諍言，扮演批判性的角色。胡漢民，一九一三年國民黨籍的廣束都督，在菲律賓為孫逸仙奔走籌款，隨後返回上海統合反袁戰爭。孫逸仙的早期贊助者宋查理，攜女前往枺�京，兩個女兒（譯按，宋忑g與宋慶齡）並曾先後擔任孫的私人秘書，長女宋忑g適孫的好友、實業家兼「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祥熙；次女宋慶齡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嫁給孫逸仙，儘管當時孫長宋二十六歲，已婚，兒子已長大成人。舊金山出生的廖仲愷曾為胡漢民綜理廣枺�的財政，當時負責「中華革命黨」的財務工作，並出任「財政部」部長一職。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凱病故，孫逸仙返回上海。爾後四年，孫往來居住於上海與廣州，在政治上扮演著鮮明但不具決定性的角色。儘管孫很快便指摚�若定，然而在中國憲政體制的廢墟中，他的政治計畫顯得無用武之地。例如，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總統召集一九一三年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