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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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1900年7月24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1900年7月13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是，在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13个连队开始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2、中国军团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
上溯百年的中国历史，无论叙述历史的人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发生在天津城墙下的历史那一幕都没有被用任何方式——哪怕是暗示——加以记载与评说。或者，这段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