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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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采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
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国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著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复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是那些“伪义和团”，而不是“真义和团”。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甄别一个饥饿绝望的农民的“举事”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采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公使先生：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