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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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的试卷，其实竟是梁启超的。按照科举规定，发榜时前五名依次填写姓名，当填到第四名的时候，徐桐向考官们“夸示弃者必康有为卷”，站在一旁同为主考官的翁同龢还嬉笑道：“尚有第五，安知无他？”第五名考生的名字填了出来，竟然正是康有为＃�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常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
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
“各国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使中华帝国的官员受宠若惊，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明白各国此举的意图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日本本是海洋国家，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辽东，日、俄两国就等于是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了，俄国人绝不允许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威胁俄国的安全”。沙皇的另一个意思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不冻港应该是他们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于是，俄国决定要使中国的辽东半岛“保持战前的状况”，为此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时俄、法、德三国的联合舰队已经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国参加俄国人的行动是因为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俄法同盟》。至于德国的目的，是他们“很愿意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而缓和俄国人对欧洲的压力”。在中华帝国面前可以称霸的日本，在“帝国主义”们的行列中属于“弱者”，尽管他们极不愿意，反复地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于俄、德、法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但同时日本人提出一个“不能便宜中国”的条件：中国人必须用钱来“赎回辽东半岛”。帝国主义们立即齐声说这样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万两银子似乎多了点儿，我们的意见是3000万两，这是一个公平的价钱。
就这样，连同《马关条约》中规定向日本“赔偿军费”的2亿两白银，年收入不过8890万两的帝国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亿两白银。中华帝国即使举国不吃不喝也无法凑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利息，日本还有权驻军威海卫直到赔款还清。于是，帝国主义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借款”给国库如洗的中华帝国——借款不但是盘活资本赚取利息从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定会使借款国受到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
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激烈地开始了。俄国驻华代办警告帝国政府不能向英国人借款，否则俄国人“必问罪”。英国公使窦纳乐同时告诉帝国政府，如果中国借俄国人的钱，英国必采劝最坚决的报复措施”。法国的威胁是，如果帝国政府给予了别国利益而不考虑法国，法国就“立刻夺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谁也得罪不起的帝国政府只好请赫德出面，让这个英国人疏通与各国的关系，同时默许了俄国人对中国旅顺口的“租借”。中华帝国的“大借款”，令形同抢劫的帝国主义们都有了收获，其获得甚至不亚于日本人通过战争获得的。
至于《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省一事，由于那个叫做台湾的岛屿的得失与帝国主义们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尽管帝国政府指望各国像干涉辽东一样干涉日本对台湾省的占领，但是帝国主义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1895年日军在台北登陆，直到台南陷落，台湾“义军”的抵抗进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为只要开上这块已经是他们“领土”的岛屿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台湾省的每一座城镇和每一座村庄。而台湾巡抚唐景嵩命令官员和官兵“全部撤出台湾”，自己则在混乱之中脱下官服，与换上男人服装的小妾们一起，混在难民中逃到英国人的轮船上寻求保护去了。台湾岛上，只剩下那些中华帝国的子民们在抵抗了。
后来日本人在记述他们“接收”台湾省的书中这样写道：无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旦出现，附近的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日）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第四章。施联朱：《台湾史略》第179页。）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军在占领台湾省全岛的战斗中一共损失了3。2万人，这个数字占日军侵台部队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想像台湾民众的抵抗是何等的不屈不挠。
日本人对台湾占领并统治了近五十年。
当“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基本平息之后，他们该瓜分中国的土地了。
1898年的一个早晨，几个山东的中国农民把武装登陆的德国人背上了中国海岸。
那天，年轻的德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冯·法尔肯海因正蹲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向弥漫着晨雾的中国海岸观望。在他的身边，是一位熟悉这一带水域同时也熟悉中国人禀性的德国传教士，传教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薛田资。在他们俩人的身后，1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戴着立着尖矛的头盔，蜷缩在摇晃的四条小船里握着枪沉默不语。天色逐渐地亮了起来，海鸥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海面的寂静，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国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滩头砌有高大的石墙，冯·法尔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见了石墙上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拿着火枪向海上凝望。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中国人黑色的眼睛对视了很久，冯·法尔肯海因终于站了起来。石墙后的中国人也站起来，“他们不是在隐蔽处准备射击，而是……由于感到新奇下到滩头上来”。已经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岸上的那些丝毫没有敌意的中国人的平静姿态感到万分惊奇。这时，传教士用中国话向中国人喊起来，接着，岸边的几个中国人下海了。“我用中国话招呼海边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我们背过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德国传教士薛天资回忆，转引自《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孙其海著，华文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1页。）当晚，德国军队占领了中国山东日照县城，捉住了知县。
冯·法尔肯海因的战斗日记记录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人在早上知道了我们来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已经跑光了”。
德国人在中国山东的历史——百年以后的今天在那块民心淳朴的土地上仍到处可见斑斑痕迹。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是帝国主义们全面瓜分中国正式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觉得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多次向中国提出要求，都被帝国政府婉言拒绝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德国：1897年11月1日，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曹州的一次教民冲突中死了。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命令他的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所有村镇，并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德国外交文件》卷一，第15页。）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指挥的德国海军在中国胶州湾登陆。登陆后的第二天，德皇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德国外交文件选译》卷一，第163页。）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大将亨利亲王率领第二支舰队开往中国。
帝国政府向胶州湾中国守将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轻启兵端。朝廷决不动兵。”同时，中国政府乞求“与中国有联盟友谊”的俄国“出面调停”。
与写有中国政府求和内容的文本同时送到沙皇面前的，还有一份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的上奏：“由于山东已成事件，我们决不能失去时机，请立即派舰队占领中国大连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0、185页。）沙皇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令俄国舰队立即开进旅顺口。俄国对此举的解释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保护中国”——而此时，德国政府已经收到俄国政府发来的正式外交通报：俄国人不反对德国对中国胶州湾的占领。
1898年3月，中华帝国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把中国胶州湾和湾内的所有岛屿全部“租”给德国，租期99年。德皇威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