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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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
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2004年8月为
止，布什阵营已花费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
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
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
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
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
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
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
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1/4左右：一是来自个
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
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
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
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
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
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
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
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
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
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
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
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
1975年，参议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
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
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
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
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 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 “联邦竞选
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
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
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1979到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6000万，
而1999到2000年则高达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捐款占竞选资金的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
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
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
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
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
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
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
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
2。5 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
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600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
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
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
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
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
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2。46亿“软钱”，
而共和党筹集了2。5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
尤其是捐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
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
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
通过。从1997年起，McCain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
“洗涤政治”。2002年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
同年11月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
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
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
款数额从1000美元上升为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2。5万上升为
4。7 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
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
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
从美国最大工会AFL…CIO到共和党议员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
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
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
踏。2003年12月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
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
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
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
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
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
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
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
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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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
107 万，到 05 年已经有 500 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
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
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