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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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也纳学派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
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种，一种是其真假只是由于形式，比如说“一切未婚男子都没结婚的”
，其中“未婚的”一词就包含有没结婚的意思，也就是说句中的谓词（没结婚的）完全可以在主词（一切未婚的男子）中分析出来，因此这类命题就叫“分析命题”
，分析命题不告诉我们任何实际的内容。另一种命题其真假并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验证，这类命题就叫“综合命题”
，比如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
，我们从主词（玫瑰花）中并不能必然推出谓词（红的）
，它对实际内容是有所定的。现在维也纳学派就可以给意义标准一个概括了：命题的意义在于证实它的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的证实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使命题有意义就必须能给人指出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真的，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假的。比如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人”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总可以找三个人，让他们站在针尖上试一下（当然不会有人想试）
，换言之，我们总可以找出证实它的方法，因而是有意义的命题。但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天使”则就是完全无意义的命题了，这是根本无法加以验证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请不来三个天使到针尖上站一下。
证实是原则上的可证实性。限于技术，有的命题可能在某个时候无法加以实证的证实，但在原则上或者说在逻辑上可以证实。比如说“太阳的中心有一座３００米的金山”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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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天的技术，我们的宇宙飞船尚不能接近太阳，更无从接近它的中心，但这命题毕竟是有意义的，我们总可以设想将来会有一天由于技术的发展可以去证实它。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尽管在实际中证实它是不可能的，但在逻辑上总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人说，在每个电子内部有一种核子，但它是绝对无外发作用的，因而在根本上是无法感觉到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因为我们会向提出这一假设的人质问：你所说的核子存在到底指什么？那么他只能答复：他认为在电子之内总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我们还要问：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那又怎样？
他必须回答：它的不存在，从现象方面看，完全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它的存在与不存在与可以观察的东西无任何共同点，与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这也标明他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证实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证实的。
当然有一些陈述虽不能直接证实，但可以间接证实，比如命题Ｐ１“这把钥匙是铁制的”
，限于手头的工具我们无法通过测量比重或分子结构来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铁制的，但如果我们手头有一块磁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钥匙放在磁石边，如果它把钥匙吸住了，那么它就是铁制的，这就是间接证实。
这里面有一个推导过程：Ｐ１“这把钥匙是铁制的。”这是一有待验证的命题。
Ｐ２“如果一个铁制的东西置于磁石附近，就会被吸住。”
这是已被证实了物理定律。
Ｐ３“这个物体是块磁石”。这是已证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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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这把钥匙放在磁石附近”。
这是现在由我们观察直接证实的。
从这４个前提中我们就会推出结论：Ｐ５“这把钥匙将被磁石吸住。”
作为意义标准的证实原则一旦确立，那么一切陈述如要有意义就得通过这一关的检验。证实原则就好比照妖镜，一切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在它面前原形毕露了。无意义的伪命题有两种，第一类是在句法结构正确的陈述中出现了无意义的词。这些无意义的词充斥于形而上学的文献中，诸如“本原”
、“无条件者”
、“虚无”
、“理念”
、“物自体”
、“绝对精神”
、“绝对”
、“本质”
、“自在的存在”
、“无限”
、“非存在”
、“神”
、“天使”等等。就以神为例吧，在神话里，神这个词还是有意义的，它有时是指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它被供奉在奥林匹斯山上、天上或地上，总之它在一个可观察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力，因而在经验上是可以证实的。尽管它是假的，但毕竟却是有意义的。但形而上学中的神，完全指一种超验的东西，它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神存在”并不是错的，也并不存在违背不违背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并不表明维也纳学派赞成无神论，因为按照意义标准来衡量，说“神不存在”的无神论与说“神存在”的有神论同样都是无意义的。
第二类无意义的伪命题是本身有着意义的词，却以一种不合句法规则的方式组合起来的陈述。比如（１）“凯撒是和”
（２）
“凯撒是一个质数”
，句子（１）的构成是违反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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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句法规则要求第三个位置不可用连词，而应用名词和形容词才有意义，如“凯撒是一位将军”
，“凯撒是勇敢的”。句子（２）在句法上是正确的，但依然是无意义的，因为质数是数的特征，不能用来说明人，因此（２）看似一个命题，实则不断定任何东西。因此，当形而上学声称以研究超验的本质领域为己任时，这种研究的结果因其在原则上是不可证实的而变得毫无意义。形而上学是一门空洞无物的学科。它的问题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命题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因而必须予以拒斥。
如果说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地拼凑在一起的词，那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其中不乏聪明绝顶的人士，在形而上学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与热忱，这又作何解释呢？如果形而上学的书籍的内容连错误都称不上而是空洞无物，那又如何解释它们至今还给读者如此强大的影响这一事实呢？
原来形而上学虽然不具备理论方面的内容，虽然不是对存在事态的表述，但毕竟还是有其内容，它是对人生总态的表达。
语言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表达作用，一种是表述作用。
比如“祖国啊，母亲！”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祖国的感情，绝不是对祖国的性别的一种表述。
一首其中出现“阳光”
、“彩霞”
等词的抒情诗也并不是在告诉人们气象学的知识，而是在表达诗人的某种情感，它不具表述的意义，不具理论的意义，它不包含知识。同样，形而上学命题像抒情一样，只有一种表达作用，没有表述作用，它们既不包含知识，也不包含错误，它们完全处在知识的领域之外，处于真或假的讨论之外。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种和谐宁静的生活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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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唯物论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以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论是一种对应的所谓内向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类型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他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中。但形而上学与抒情诗有一决定性的差别，通过形而上学的作品形式，形而上学冒充它本来不是的东西，形而上学家本人怀有一种幻想，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总谈了点什么东西，总表述了一些事态。
他们自己以为是真假王国中的游客呢。
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为了反对其他同样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而进行不断的论辩，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样，不仅读者给欺骗了，而且形而上学家本人也给欺骗了。可是一位抒情诗人从不企图在自己的诗里驳倒其他诗人的陈述，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艺术的领域里，而不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因此艺术才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形而上学家努力幻想在一元论体系中表达的和谐的感情和态度，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当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二元论体系里用语言表达他对人生二元的豪迈态度时，岂不是因为他缺乏贝多芬的才能，不能用恰当的手段表达这种态度吗？
形而上学家乃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乃是没有诗才的诗人。
他们有在理论环境中工作的强烈爱好，但它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弄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达又不相宜的怪物，形而上学可以休矣！哲学应该一劳永逸地对形而上学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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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呢？伦理学探讨的是人如何行动的知识，是对规范知识的探求，它究竟能否通过意义标准的检验这一关呢？对这个问题维也纳学派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说，有的成员（以石里克为代表）认为伦理学是一门事实科学，它是从人性和生活的事实中产生的。是与实际的东西打交道，因而是有意义的。有的成员（以卡尔纳普为代表）则坚持认为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一样，也只是一种情感表达而已，没有任何认识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情感主义伦理学”
，这种伦理学思想在本世纪的哲学界颇有影响。
在情感主义伦理学家看来，伦理判断全是价值判断、规范判断，它不涉及任何事实，从“甲是瘦的”
（这是事实判断）根本推不出“甲是善的”
（这是价值判断）
，价值与事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尽管我们可以运用道德来影响、指导个人的行为甚至建立道德法庭对个体行为加以评判，但无论如何道德判断本身并没有用来描述任何实际的事态，它只是在表达某种赞成与反对的态度。
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这个解释，比如说“杀人是不对的”这一道德判断难道不是对杀人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断定？
当然“杀人是不对的”和“天是晴的”形式上是相似的，都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这也使人们误认为价值陈述是一个断定陈述，因而和“天是晴的”一样具有真假。实际上如果对之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杀人是不对的”原本就不是一个有认识意义的命题，它的真正表达是“不准杀人！”就像说“杀人啦，呸！”一样，并未说出任何真实或虚假的东西来，它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而已。
原来伦理与价值之争只是趣味与态度之争，而不涉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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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实的内容。设想约翰和斯密斯这对爱争吵的老友在咖啡馆里见面了。约翰呷了一口咖啡，咂了一下嘴说“这咖啡是好的”。斯密斯听后跟着也呷了一口，却皱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