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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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不忘提醒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所得是如何之少。”维特根斯坦不我欺也！
我们不想在此就维特根斯坦要求本应沉默的东西呱噪不已了。然而，维特根斯坦本人不也就其沉默的东西一再喋喋不休吗？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知还是不知？
确实，任何一种宣扬沉默的哲学都是自我反驳的。
哑巴倒是沉默的，不过他却有强烈的要说的冲动。
“沉默是金”
这句话本身是“金”吗？我们不想在此玩弄文字游戏了。我们有理由向维特根斯坦发问：维特根斯坦君所说的一切是“Ａ＝Ａ”的逻辑命题吗？当然不是；那么他所说是“天在下雨”之类的自然科学命题吗？当然也不是！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命题也是无意义的啰。
“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胡说，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胡说。”
维特根斯坦完全明白自己在“胡说”
，然而这毕竟是“重要的胡说”
：“我的命题由下述方式而起一种说明的作用，即理解我的人，当其既已通过这些命题，并攀越其上时，最后便会认识到它们是胡说（可以说，在其已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惑，依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人们只能理解有意义的命题，人们如何理解胡说？看来胡说还是有意义的。不过，维特根斯坦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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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及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胡说，便急急忙忙保持沉默了，他上山下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当时他刚３０岁，是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
实事求是地讲，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位受家乡欢迎的教师。很难设想他那孤傲的性格会让他和周围的乡下佬处好关系，最后因被指责体罚学生而不得不辞去教职。当然这期间他并没有白过，他出版了一本德语小学生词典，这是他生前出版过的仅有的两部著作中的一部！这部小词典的编写据认为与他后期思想的转变并非毫无关系，词的多义性以及句子的不同用法使他慢慢意识到《逻辑哲学论》中语言观的片面性。
接着，他又在一家修道院里做园丁，修剪草坪，栽培花木。他甚至还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做一名僧侣。不过，不久他姐姐给他找了一件差事，让他为她在维也纳设计一幢住宅，这花去了维特根斯坦两年的时间与精力，这座典型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物至今犹存，成了凭吊这位哲人的一个场所。
当然，这期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中断与外界的联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石里克就与他有密切的交往。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益良多。据说，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成了这个学派的“圣经”
，在一段时间里，被逐字逐句地加以讨论。
１９２８年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派数学家布罗维尔（Ｂｒｏｕ－ｗｅｒ）关于数学基础的演讲。布氏在演讲中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界中逻辑崇拜现象，他认为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并无高低之分，日常语言的表达方法也并不完全以逻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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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确性来进行，任何人工语言系统都无助于改变日常语言的状况。布氏的讲话犹如禅师的大棒给了维特根斯坦当头一击，据记载，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晚恢复了强烈的哲学兴趣。
在朋友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终于在１９２９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剑桥，他把《逻辑哲学论》当作学位论文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自然他的两位师友罗素和摩尔做了主考官。罗素直接向他发难：维君一方面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另一方面说，有可能达到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有点矛盾的。
结果，维特根斯坦拍着两位考官的肩膀大声叫道：“别急，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于是这两位稀里糊涂的考官便把学位送给了这位无法理解的学生。从此以后，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工作直到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上，这本书是对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清算，但语言批判的思想依然未变，这部著作酝酿很久，但一直等到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
这部著作风格怪诞，行文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术语，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句子，然而却又非常的晦涩难懂，比如，“为什么狗不会假装疼？
是它太诚实了吗？
人们能否教会狗装疼？
也许教它在一种特定场合吠叫仿佛它很疼是可能的，即使它不疼……‘是身体感到疼吗？
‘是什么样的问题？
……
如果有人手疼，他的手并不这样说……人们并不安慰手，而安慰疼的人，人们看的是他们的脸……“无疑，维特根斯坦是在表达一种奇特的想法，但这种想法究竟是什么？他一直抱怨自己的思想被误解了，”传播思想是一回事，获得思想是另一回事。“
我们还是循着他在写好的序言中的建议来获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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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吧，他的建议是只有以《逻辑哲学论》中的旧思路为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中的新思想。
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构造的是攀逻辑的楼梯而可通达的水晶宫的话，那么现在维特根斯坦对任何需要攀登梯子才能获得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兴趣：“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在的地方”
，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是热衷于搭梯登楼，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是忙于拆梯毁楼，“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折毁”
，“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将命题视为语言的本质，基本命题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这样一种寻找语言普遍形式的冲动被后期维特根斯坦视为“对普遍性的渴望”
，认为这种寻找共同一致的本质属性的方法完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精神上的“一种巨大诱惑”
，是产生哲学混乱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有足球游戏、象棋游戏、纸牌游戏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但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他非要问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不可，仿佛游戏是在这些具体游戏之外的一件物事，他会振振有词：游戏总得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东西吧，不然你怎么会把它们都叫游戏？这好比一个儿童吃了苹果、梨、芒果等各种各样水果后还嚷嚷“我要吃一下水果的味道”。
语言好像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受普遍性诱惑的人总要找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他可能说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修改东西的，锤子用来改动钉子的位置，锯子用来改动木板的形状等等，但是尺子、胶水和钉子又是修改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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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知象为何物，我们把他带到动物园中指着一头大象对他说，“看！那就是大象。”从此他就知道象是什么东西了。终于有一天他也知道象棋中也有一个象，而且与动物园的象不同，我们便把象棋中的象放在他手里“这就是象棋中的象”
，他掂了一下重量，它是木头做的，有圆柱形的外观，这一切他都弄清楚了，然后恍然大悟道：“原来象棋中的象没有鼻子”
，我们能说他明白什么是象棋中的象了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落进了同一个圈套，人们在本没有本质的地方总要想出一个本质来，就像一个掉进了捕蝇瓶中的苍蝇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种“家庭类似”的东西，比如一个家庭，父子眉毛相似，女儿则和父亲长着模样相似的鹰钩鼻子，另外一些成员则在走路的姿态上相似，除了这种种类似之外，并没有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在后面。
“不要想，但要看！”维特根斯坦提醒那些迷路的羔羊。
“不要想”
并不是不要人们思想，而是不要人们总是把丰富多采的语言现象想象成只有一种普遍的形式、只有一种普遍的功能，我们知道这也恰恰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观。
“但要看”也不是东看西看，而是要认真观察在现实人类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功能固然是语言的一大功能，但却不是唯一的功能，钱可以用来买东西，但也可以用来去旅游，甚至也可用来折一只纸飞机，认为语言只是用来指称外界的事实，就如同认为钱只能用来买一种东西一样。
“这是一个苹果”这句话固然让人想起它是指一个苹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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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开！”
“啊唷！”
“救命！”
“好！”
“不！”你能否还想叫这些词指称一个什么对象？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数字？哲学家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就跟喜欢发问的小孩子一样，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之后问大人：“这是什么？”
哲学困惑的一大根源就在于为一个名称找一个对应的实体，这是一种精神束缚，哲学家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他该脱下这只逻辑形式的紧脚鞋，踏上“生活形式”的粗糙地面上来了，哲学病主要起因于“偏食”
，它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语言不是干巴巴的命题体系，而是丰富多采的“语言游戏”
，描述性命题本身也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发命令、报告一件事情、思考一件事情、作假定、画图表、编故事、猜谜语、开玩笑、请求、感谢、喝斥……有多少种语言的使用，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而这一切都最终奠基于“生活形式”之中。
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
“什么是象棋中的象”？这不能靠测量文的体积、重量来确定，它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使用它，它在象棋中起什么使用。这一思想与《逻辑哲学论》迥异，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最终是有名称组成的，一个名称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事物，其结合则代表一个原子事实。因此“甲信Ｐ（命题）”
、“甲想Ｐ”
、“甲说Ｐ”是一样的，它们只涉及一些事实及其对象的配合。在《哲学研究》中，Ｐ的意义并不在Ｐ本身，而在于Ｐ是如何使用的，在于使用Ｐ的语境。
“这是红的”
，可以是指着一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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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说的，可以是舞台演员的一句台词，可以是特工人员的联络口令，可以是英文“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ｄ“的中译，等等，Ｐ离开使用的语境便不具任何确定的意义了。很多哲学谬误之所以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把一些抽象的说法从其语境中割离出来。本来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明天９：３０分见“
，“上班不要迟到哟”
，“我提前３分钟交了卷”……但哲学家却偏要问“时间是什么？”于是本来很明白的问题便越想越糊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