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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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４。
思想是有意义的语句。
５。
语句是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
６。
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是［Ｐ－，ξ－（ξ－）
］。
７。
凡是不可以说的，C对它就必须沉默。
《逻辑哲学论》犹如一个乐章，７个命题实际上是整个乐章中的强音点，长短不一的句子，铿锵有力的音节，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觉得维特根斯坦在故意将自己的音乐修养表现在哲学著作中。
这副乐章的主旋律乃在于表明：“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那么什么是能够说的，为什么它又是能够说清楚呢？
能够说的东西是同语言、逻辑、世界相关联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每一个事实都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的原子事实，每一个原子事实最终又可被分析为一群简单对象的组合。
简单对象是逻辑原子而不是物理原子，它是不生不灭的，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逻辑上被分析简单对象的不同组合。
作为命题的语言就是世间事实的逻辑图式。正如画家用色彩与造型来表现世界，语言是对世界的逻辑模写，一个命题就是它所断言的事实的图式。图式说据说是维特根斯坦在大战期间的战壕中翻阅一本杂志得到的启发。杂志上说巴黎法院在裁决汽车肇事案时，常用模型来摆出事故现场，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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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肇事的汽车，那代表马路的护栏……“命题就是事实的图式呀！”
维特根斯坦恍然大悟。
画家用寥寥数笔就可勾划出堂。吉诃德纵马远游的图画，命题“堂。吉诃德骑在马上”
（“ａＲｂ”）
它不正是堂。吉诃德骑在马上这一事实的逻辑图式吗？
图式中的每一要素都与外界事物一一对应，ａ对应于堂。
吉诃德，ｂ对应于那匹瘦骨嶙峋的马，而且联结图式各要素的结构方式也与外界事物的结构相一致，ａＲｂ是堂。吉诃德骑在马上而非马骑在堂。吉诃德上（ｂＲａ）。图式和事实是同构的。这样有原子事实就必有原子命题与之相应。原子命题的组成部分必和原子事实的组成部分一一相应，一个名称代表一个对象，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对象，当这些名称结合在一起时，它们的组合就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代表了一个事物的状态。
既然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语言和世界又是同构的，因此，语言是世界的图式。
一个命题作为一个逻辑图式，它总是对外界事实的一种模写，它有确定的含义，要么真，要么假。如果有人指着窗外万里无云的天空说“天在下雨”
（Ｐ）
，则显然命题Ｐ是假的（Ｆ）
；而当他指着窗外的滂沱大雨大叫“天在下雨”
（Ｐ）
，这尽管有些画蛇添足，但显然命题Ｐ是真的（Ｔ）。至于复合命题的真假则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而定。比如说“天或在下雨或在刮风”
（ｐＶｑ）
这复合命题显然是由“天在下雨”
（ｐ）和“天在刮风”
（ｑ）这两个原子命题组成，以Ｔ代表真，以Ｆ代表假，那ｐＶｑ（ｐ或ｑ）的真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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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ｑ
ｐＶｑＴＦ
ＴＦ
ＴＦ
Ｆ
Ｆ很显然只有在天既不刮风又不下雨时，ｐＶｑ才是假的（Ｆ）
，其余的情况都是真的（Ｔ）
，ｐＶｑ的真值就是ＴＴＦ，而ｐＶｑ（天既在刮风，又在下雨）的真值就是ＴＦ。
命题的真值表实际上涵盖了该命题的全部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
ｐＶｑ有４种可能，但在实际情况中，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与时间，成为现实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由所有命题的真值函数表所包含的可能性的总和就是“逻辑空间”
，现实存在的世界只是逻辑空间的一个世界而已。在某个确定的地点与时间，天或下雨或不下雨，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逻辑空间已限定了世界的界限，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也就是逻辑空间限定好的世界。
毫无疑问，逻辑空间是由作为命题整体的语言所规定的可能性的空间，因此，语言的界限也就是世界的界限。
“我就是我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语言唯我论的结论来。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说的东西实际就是通过语言对逻辑空间中的一切事态的描述，是由命题所表达的东西，命题之所以能胜任这个功能是因为它是和事态同构的。
现在我们该规定一下什么是命题了。命题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讲出的话。
“Ａ＝Ａ”
，“玖瑰花是红的”
，“苏格拉底是晴的”
，看来是形式相同的命题，但按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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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Ａ＝Ａ是逻辑命题，它对事态不做任何断定，它不是现实事实的图式，它不表达任何具体的情况。比如一个不知苏格拉底是何方神仙的人向你请教谁是苏格拉底，你向他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
，在问者听来，这等于一句废话。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的逻辑命题都是缺乏含义的，它们不表达任何具体的思想内容，它关于这个世界没有说任何实际的东西。但是它们决不是无意义的，它们是我们描述世界的“脚手架”
，就像在算术符号体系中的“０”的作用一样，它们也是语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玖瑰花是红的”
，它确实表达了外界的一个事实，因而是有意义的。
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必须具备两方面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命题必须符合语言的逻辑形式，说“苏格拉底红得大于”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不符合最起码的语法规则，你说得再清楚，人家也听不懂你的意思，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说“苏格拉底是晴的”
，是符合语法规则，但它不符合命题有意义的另一个条件即必须表达外界的事态，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它所表现事态的图式，只有作为图式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真假。
因此“苏格拉底是晴的”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你尽可以指着一只鹿说“它是一只马”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别人能听懂你的话，人家最多会说你是指鹿为马；但如果你指着鹿说“它是２的８次方”
，人家就根本就不会说你错了，人家会说“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
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错的，而是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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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哲学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问题，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不得不如此，维特根斯坦写道，这并不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而是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
、“喝”等词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
、“真的”
、“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
、“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因此，哲学不应再是什么世界观，什么包罗万有的体系，它也不应是什么知识论，“哲学乃是一种活动”
，乃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家成了清洁工，他得负责语词的“清洗”工作。
“哲学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任何东西。于是，只要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这些符号以指谓。”
一经哲学家的分析活动，所有无意义的伪命题皆被清除，余下皆是有意义的命题即自然科学的命题及缺乏意义的命题即逻辑学与数学。
这样哲学就为可思者、可说者与不可思者、不可说者划了一道“界限”
，凡可思者都可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清楚地说，“对不可说者，必须沉默。”
“界限”
在这里只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普通意义上的界限总是有形可见的，因而也是可以跨越的，比如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界限，尽管白骨精跨不过去，但唐僧却可以自由出入。维特根斯坦给思维划的界限是严格意义上的界限，试图越出这一界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就像如来佛的五指关，任凭你孙悟空有多大的能耐，怎么折腾也还是在他的手心里。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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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管这一界限不可说、不可思，却正是在说中、在思中显示出来。
“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转向这神秘的东西，看一看为什么这神秘的东西是不可说的。
首先命题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
命题能表现全部实在，但不能表现逻辑形式。
“要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就得必须把自己同命题都置于逻辑之外。”
与此相关的形而上学的主体存在问题也是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即“哲学的我”
，它不是我的肉体，甚至也不是我的灵魂，因为肉体与灵魂都像其他东西一样，都是世界中的物事，是客体。真正的哲学的我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界限。正如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处在我视野中的一切，可是看到这一切的眼睛本身，就不能像视野中的一个对象那样被看见，你可以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眼睛，然而那看镜中眼睛的眼睛是永远无法看到的。
“哲学的我”即类似此眼睛，而由此哲学的我所限定的逻辑空间恰如眼睛展开的视野，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视野之外看视野，任何看到的东西都在你的视野之内，而视野本身恰恰在你所看到的东西中显示出来。
同样，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也是神秘的而不可说清的。
命题只能陈述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是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主体”而言的，如果这个主体不在世界中，那么一切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也不是世界中的问题，因而也是不可说清楚的。
这样，维特根斯坦完全有理由说，即使在所有可能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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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的时候，人生问题依然未能触及到，但那时已不再有问题留下来，而这正是解答。
“人生问题的解决看来就在这个问题的消失中”
，“谜是不存在的，如果问题能提出来，也就有可能解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泄气的结论！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却也是一个言之有据的结论。他颇为得意地叹了一口气“哲学问题看来在根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
，当然他也不忘提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