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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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对柏拉图空想的“理想国”
，也反对基督教会的“君权神授论”
，主张加强君主的权力以实现国家的统一，鼓吹政治自由和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的平等。他虽然把个人看成国家实施统治必须加以利用的对象，但他告诫君主不要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否则将激起顽强的反抗而难以维持统治。显然，保护私有财产的主张虽然基于实用化的政治策略考虑，但它确实提到了一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原则，顺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精神在政治理论中萌芽的一个先兆。而他所宣扬的君主专制，目的旨在于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所张扬的权术恰恰是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一些从政谋略。
直到今天，在西方文字里，“马基雅维利”这个词儿已经带上了几分“阴谋奸诈、玩弄权术”的意思。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墓碑上却镌刻着如此堂而皇之的铭文：“这位伟人的名字足令任何墓志铭白费唇舌。”
难道历史果真如此地让人自相矛盾的吗？莫非马基雅维利的确是一个现代人的“罪恶的导师”？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沸沸扬扬一段时期后，逐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到处都激起反响与共鸣，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思潮流到荷兰，爱拉斯谟立时推出了名著《愚人颂》，痛快淋漓地嘲讽教皇、僧侣和贵族的腐败愚蠢与违反人性，抨击经院哲学的虚伪和教条，同时颂扬种种被教会斥之为“愚行”的日常生活，呼吁人性的解放。他的思想震撼了西欧，而《愚人颂》一书更轰动一时，光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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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便再版４０次。
在法国，作家蒙田使出怀疑主义这一利器，号召人们学会怀疑和否定，以此来批判神学教条和教会权威。他更打出幸福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报应说。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笛卡尔哲学和１８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西班牙人微未斯竟斗胆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无人敢于触及的《圣经》大加鞭挞。后虽遭教会禁止，但其义士壮行仍十分令人钦佩。
身居英国大法官高位的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因反对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而人头落地，但他的《乌托邦》一书却使他名扬四海。
通过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莫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图景：男女平等、信仰自由、财产公有、民主政治。这样一幅未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草图，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它将中世纪的思想根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同时，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也为世俗的政治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主义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当然，两人的政治主张几乎是背道而弛的：马基雅维利呼吁维护私有财产，而莫尔却提倡财产公有。
１００年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模仿莫尔，写下了名为《太阳城》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
启端于意大利、而席卷欧洲一二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是西方文化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笼罩欧洲１０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禁锢下，中世纪人心中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血肉之躯的自然人，七情六欲无不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灵魂的超度，他们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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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生的幸福，他们战战競地匍伏在神的脚下，任凭荒淫虚伪的教会去宰割。人文主义运动使欧洲人抬起了屈就了一千年的头，撕碎了身上严实的宗教铁衣，第一次发现自己竟是赤裸裸的、活生生的人，并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而敢于诉诸自己的理性和努力去追求。归根到底，人文主义的历史成果可以归结为：第一，肯定了普遍抽象的人性，并因之提出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第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个人，树立了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伦理观。总之，请记住，不是为了超自然的神，不是为了某个抽象的社会共同体，而一切都为了独立具体的个人、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主要精神。
二、还信于民：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
１５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清晨，德国维登堡城内一片静谧，唯独卡斯尔教堂前面人头涌动、喧声鼎沸。一群情绪高昂的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高谈阔论，气氛十分的热烈。
原来，教堂的大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字报”！
这张题为《关于赦罪券效能的辩论》的意见书，观点鲜明、言词激烈地批评罗马教廷，建议实行宗教改革。它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引起强烈的轰动，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继而迅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
“大字报”
的撰稿人是一位年轻的德国神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９３—１５４６）。年轻时，路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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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友，因为反对教皇发放“赦罪券”的做法，而被宗教裁判所宣判为“叛教徒”而活活地烧死。这一事件深深地震撼了路德的心灵，他毅然决定离开即将毕业的法律学校，而改学宗教神学。在对宗教学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他发现教皇的许多行径和对一些事端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基督教的原则，他特别反感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把它称为违背基督教义的野蛮制度。在他升任神学教授几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前往罗马造访。他吃惊地发现，教皇路易二世过着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生活，俨然一个活生生的地上的“上帝”。在教堂里，神甫与修女之间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一片乌烟瘴气，实在令他万分恶心。他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某种莫名的憧憬回到了祖国。
几年以后，新继位的教皇良十世为了超过以往各任教皇的威势，决定兴建一座规模空前的大教堂。他也想到了出一个既能筹措资金、又能中饱私囊的妙计：以教廷的名义发放“赦罪券”
，任何人只要向教会交纳一笔钱，就可获得一张“赦罪券”
，作为死后灵魂进入天堂的门票。其实这种做法只是教廷的故技重演，路德的朋友就是因为反对它而人头落地的。
在此之前的１５世纪，捷克人胡斯就曾领导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推销“赦罪券”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来遭到了镇压。
这一回，教廷的倒行逆施，也处处激起了公愤和仇视，犹如干柴堆上浇上了汽油，反抗行动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对教廷早就强烈不满的路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革宗教的大好时机。
于是，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便是列成九十五条论纲的意见书。在里面，路德历数教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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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上帝、侵犯人权方面所犯下的大量罪行，提出了二十七点宗教改革方案。
他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和忏悔自己，便可以径直获救，根本无须通过教皇和教会这些人间中介，因为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
为此，他强烈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特别是拥有干涉世俗社会的权力，建议取消教会实行的奢侈、烦琐的宗教仪式，建立廉价的教会，提倡人人有读经和讲经的自由。路德后来抽空将《新约全书》译成了德文，这部文献对德语的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犹如但丁的《神曲》之于意大利语一样。
路德的方案很快就传遍了德国，一场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的群众运动瞬即掀起，席卷全国。
然后越出国界，蔓延至其他国家，使一统欧洲的天主教会分崩离析，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都像德国一样，先后皈依了路德所创立的新教教派。结果，梵蒂冈罗马教廷独揽大权的天主教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以后，新教在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路德新教传到法国，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加尔文（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的心。他追随路德，提倡改革，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被迫流亡到瑞士。在那里，他除了继承路德的“信仰可以获救”
的思想外，比路德走得更远更激进，他提出了自己的“预定说”
，主张建立民主教会。
“预定说”
认为：宇宙上任何事情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面对一切都注定必然的东西，人的力量只不过是一阵无足轻重的云烟，人必须听从上帝的支配。谁是终将获救的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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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
，谁是注定要被打入地狱的“弃民”
，这一人的最终命运早就被上帝所指定，现世人的富贵与贫贱，就是“选民”
或“弃民”的标志。因此，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积极工作活动、发财致富，以便证明自己是已被上帝选中的，将得以荣升天堂。
这种理论和路德的学说一样，与教会传统的“救赎说”和一切都要通过教会的中介代理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它只承认《圣经》的唯一权威性，而否定教皇、教会和神甫的权威。
同时，这种理论宣传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承认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了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客观上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从事冒险事业和自由经济活动的历史要求。
１５４１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他的宗教改革方案，根据“民主教会”的主张与共和制的原则，成立了长老会，他本人则成为日内瓦教首。以此为基础，他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新教神权国家，实施了２０年的统治。因此，人们曾将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
，而加尔文本人则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相当严厉的封建神权统治，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取消所有浮华的宗教仪式，甚至连日常的歌舞娱乐也不能幸免。这便是“清教运动”这一历史名称的由来。
在路德的思想已经蜕化的情况下，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成为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尼德兰（包括现今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新兴资产阶级高举加尔文教的旗帜，发动了摆脱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封建统治的大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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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
１６世纪中期，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催生了著名的清教运动。参与运动的清教徒们要求建立一个加尔文式的廉价民主教会，宣扬积极开展工商业活动是“上帝差派的神圣使命”
、发财致富是上帝的神恩的思想，为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并且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广大群众对国教会统治的不满，鼓动他们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英国统治者对清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