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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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远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它所蕴含着的和谐的观念却早已是希腊思想的一种传统了。公元前７世纪的“七贤人”
，是古希腊早期最高智慧的象征，他们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就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从而奠定了中庸的传统。赫拉克利特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谐，也渗透了这种传统，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也都相当重视和谐的观念，事实上也都遵循着这种传统。亚里士多德从传统中提炼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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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之道的伦理原则，使人们能更明确地把握住它的思想精髓。
中庸的道德理想也是古代中国道德哲学的重要原则，孔子之孙子思就作有《中庸》一书，因此，当西方哲学在近代传入中国之时，学者们便顺理成章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原则翻译为“中庸之道”。
作为弟子，亚里士多德虽然继承了老师不少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却有许多与柏拉图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后者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前者便可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文艺复兴时的大画家拉斐尔创作了一幅名为“雅典学派”
的名画。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整幅画的中心，一群弟子环绕着他们，柏拉图左手拿着他的著作《蒂迈欧篇》①，右手直指苍穹；亚里士多德则右手向前平伸，左手握着自己的名作《伦理学》。柏拉图的形象表明，他所追求的真实世界在天上，在观念界中，他手中所拿之《蒂迈欧篇》象征着他的宇宙论对西方的深远影响，其两重世界的划分在欧洲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亚里士多德平伸的右手，意味着他认定真实的世界就是人们脚踏其中的平实世界，而非遥远而深不可测的观念界，而《伦理学》一书则表明，他更关心具体生活中人的道德问题。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在中世纪时还是与柏拉图的思想一样，被神学家们搬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他的“第一推动者”被证明为就是上帝，他的“目的因”用以解释神创天地的目的，而他的逻辑学则成为教父们进行严密而繁琐的论证的有力理论工具。作为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
①《蒂迈欧篇》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主要讨论以“善神”为中心的宇宙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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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不仅融汇贯通了前此哲学家的许多学说，形成了自己空前绝后的理论，而且在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中也作出了不少开拓性的贡献。因此，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在他死后长达１００多年的时光里，他的权威几乎与基督教教会的权威一样不庸置疑，这又使他在许多方面构成科学和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自公元１７世纪以来，几乎每一种知识的进步都必定从攻击亚里士多德的某种学说而起步。这恰恰应验了这样一句箴言：“一个天才的出现往往会窒息数代人的思考。”可不是吗？
亚里士多德这个伟大的天才，竟令欧洲文化匍伏在他思想的阴影之下长达两千年之久，直至近代才出现大约可与他匹敌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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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罗马的哀歌
一代天骄亚里士多德的仙逝，倏忽之间带走了希腊文化的辉煌。
从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哲学，３００年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顶峰，瞬即就走向了下坡之路，在随后的３００多年间的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里，哲学后继乏人、一蹶不振，只剩下一批二三流的哲学匠人在拾人牙慧、皓首穷经，他们再也无法创造出一流的哲学大作了，而只能拿出希腊哲学的苍白无力的复制品。
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３２２年，同年，希腊最伟大的统治者亚力山大大帝驾崩，最著名的演说家狄摩西尼也服毒自尽。随着这些伟人们的离去，便是雅典的没落。凯撒大帝夺过亚力山大的马鞭，驱赶着大军东征西讨，建立了比希腊帝国要强大得多的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也从雅典转移到了罗马（今属意大利）。
罗马人可不同于雅典人，虽然他们也有在殖民、商业和航海等方面征服世界的野心，但他们更注重肉体和物质的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比起志趣高雅的希腊人，罗马人只不过是一批粗陋不堪的凡夫俗子而已。说起罗马人的好吃可真令人惊讶：《新约。圣经》告诉人们，许多罗马的大建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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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置有一些大石缸，里面装着水，以备客人吃得过饱时将食物吐出，然后回到屋内继续大饮大食。罗马的妓女们三五成群游荡于大街和广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半裸着身体挑逗着意中的客人，而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对她们总是大加鼓励。在巨大的环形竞技场，数万观众喧声震天、兴味盎然地观赏血淋淋的人兽大战……
罗马人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使他们的文化日趋没落。
而且，其时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奴隶起义，穷人暴动，雇佣军哗变，宫廷政变层出不穷，一种对现实不满、恐惧、无可奈何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思想家失却了希腊繁盛时期那种勇于探索自然奥秘、寻求客观知识的勃勃生气，而是遁入个人的内心，力图找到一个精神上可以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结构，而是怎样才叫幸福，如何才能达到心境宁静这一类问题。于是，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问题日益突现了出来，伦理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主流，而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只被充作论证伦理学的手段而已。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晚期希腊和罗马的哲学脱出了传统希腊哲学主“知”
的行程，而走上了主“行”的道路。这一段长达６００多年的历史，哲学家们除了把希腊哲学当作冷饭拿来翻炒以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深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并且为后来基督教与希腊思想合流扫清了理论上的通道。
最早出现的晚期希腊哲学是斯多噶主义，它的创始人是芝诺（Ｚｅ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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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ｉｕｍ，公元前３３６—２６４）。芝诺在雅典讲学时，所在的厅堂要穿过一个彩饰的柱廊才得以进入，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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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画廊被希腊人称之为“斯多亚”
，斯多噶学派因此得名，意即画廊学派。斯多噶主义实际上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哲学的大杂烩，但特别突出了宿命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宣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
芝诺告诫人们，获得心灵平静的诀窍在于，千万别使我们的成就达到我们的欲望，相反，必须降低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
罗马的新斯多噶学派者塞涅卡（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年至公元６５年）则接口附和道：“如果你贪得无厌，那么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贫如洗。”
斯多噶主义不仅活跃于晚期希腊，就是在罗马时期也依然大行其道，十分流行，甚至连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里略和一些大臣也都加入了该学派，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
主张禁欲和劝告人们放弃尘世幸福的追求的伦理说教，显然不能满足晚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心灵，他们需要一种能够鼓舞自己勇敢地面对人生、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生活的哲学。于是，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伊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公元前３４１—２７０）是德谟克利特的信徒，认为原子具有重量并在空间作偏斜运动，产生碰撞和结合，从而形成事物，对原子论作了补充和发展。但使他留名青史的首先是他的快乐主义道德观。
他在雅典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与门徒们一边耕种其间一边传道讲学，过得十分悠然自得。
他的学说一如他的生活那样轻松自然、毫无造作。在花园百花争艳、蜂绕蝶恋的浪漫气氛中，他话语谆谆地对门徒说：淡泊是不可能的，禁欲是不必要的，快乐是生命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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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幸福生活是人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应该毫不犹豫、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幸福的生活。不过，他又告诫人们，幸福并不一定是肉体感官的享乐，而更多的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纠纷。因此，他赞扬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的愉悦。他提醒人们莫让快乐激动扰乱灵魂，而要让快乐使心灵得到抚慰和安宁，所以，最值得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是“不动心”的境界——恬静、坦然、心平气和。
伊壁鸠鲁还为人们指出了达到幸福的途径：第一，就是要学习、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手段。
因为，快乐源于知识，知识是快乐的前提，愚昧只会使人胡里胡涂地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只有知识能使人认识世界、明辨是非，给人引导自己行为的智慧，这显然是苏格拉底传统的复活。第二，必须努力克服宗教迷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摆脱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阴影。
这种快乐主义因为突出了精神的愉悦而非感性的享乐，因此不能等同于鼓励人们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它对斯多噶学派的宿命论、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起到了有力的批判作用。伊壁鸠鲁的思想被后来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公元前９９—５５）发扬光大。
与伊壁鸠鲁恬淡沉思的风度相反，卢克莱修一副热情奔放的诗人气质。在那本名扬四海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物性论》中，他顺情任性一展自己蓬勃大器的诗才，以形象的语言、丰富的事例，对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并用它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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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有力地弘扬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思想。卢克莱修将德谟克利特奉为“圣人”
，把伊壁鸠鲁称颂为“真理的发现者”。
他特别重视原子向下运动时产生的偏离运动，把之归结为世界万物形成的原因，并用原子的这种偏离运动去论证人的自由意志，指出人的命运并非由天命决定，而是可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
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发扬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观点：世界万物皆由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所创造和支配，神的威力也无法抗拒自然的命令。
在这种思想视野中，宗教便被贬斥为使人贫困、犯罪和堕落的根源，一切罪恶行为的“孵育者”
，他于是号召人们，解开束缚人们心灵的宗教锁链。
卢克莱修对宗教的批判，在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