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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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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政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的了。在1923 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 。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步”。①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Ⅱ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① 若对消费倾向在时间上之分配作某种假定,则即使其收益为负数,投资仍属有利,意思是指,就社会全体而论,该投资能使社会之满足成为最大量。
  ① 相反方面也有若干理由,参阅本章第六节。假使我们对于现在所用方法不能加以彻底改变,则我亦同意,在某种情形之下,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倒是两害取其轻的办法。
  ① 参阅马歇尔:《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附录4;《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Credit andmerce),第130 页;《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omics),附录1。
  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
  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15 世纪下半叶及16 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 世纪内,英国在战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 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
  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①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利率,引起国内失业。
  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 世纪之经济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②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Ⅲ也许有人会说,早期之从事经济思想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些处世智慧,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都作一番简短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 因为现在有海克雪尔① 他对于重商主义者之看法,都归纳在原理第1 版第51 页脚注中:“在英德二 国,对于中古时代之论列货币与国宫之关系者,曾经作了很多研究,大体说来、我们最 好说,他们因为对于货币之功用缺乏清楚了解,所以思想不清;倒不是因为故作假定,认为要增加国富,只能从增加该国贵金属之数量着手,所以误人歧途。”
  ② 《民族与图书周刊》(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923 年11 月24 日。
  (Heckscher)教授之大着《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之经济思想提纲挚领写了出来,供经济学上一般读者之参考。以下所引,主要皆录自该书。①(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以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达到适宜水准;反之,他们反复申述,利率太高乃是抑制财富扩张之主要障碍;他们甚而至于知道,利率乃定于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切者,乃是一方面减低灵活偏好,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其中有几人还明白说出,他们之所以要设法增加货币数量,乃是因为要减低利率。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这一方面学说,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以内,重商主义者敏锐之士在这方面所采立场,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非常明朗。在他们看来,货币是用现在术语一个生产原秦,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人为的”财富,以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乃是租用货币之代价,性质一如地租。在此时期内,重商主义者探讨决定利率高低之客观理由者日众,他们总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材料很多,此处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个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历时甚久,还颠扑不破。
  在17 世纪20 年代之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引起了一场论战,但论战两方面之领袖对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杰拉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沛可以减少高利贷”,又举出详细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 'LexMercatoria'以及《维持自由贸易》'MaintenanceofFreeTrade',1622)。其劲敌爱德华·弥赛尔顿(EdWard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之法,也许是让货币充塞” ( 《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Free TradeortheMeanstomakeTradeFlourish',同年)。半世纪以后,重要作家之中有蔡尔特(Child)其人者,乃东印度公司之万能领袖,又最善为该公司辩护。他竭力要求由国家制定最高利率;他又讨论(1668),假使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出去,则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将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付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便转让,因为如此一来,则“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现款,将因此而得弥补”。还有一个作家叫配第(petty),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他也和别人同样,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 分降至6 厘,乃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1676),他觉得若一国铸市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货币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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