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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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钻进车里，凯文坐上驾驶座。接着我又想到了别的。“你怎么没问电池是哪儿产的？”我问。
凯文摇摇头。
“我想过，可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账似的。”他说。
没关系，我想。等我想出个不那么荒谬的说法，再打电话去问电池是哪儿产的。这会费点儿劲，但我肯定能想出招儿。再说，说不定我们运气好，电池是波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产的呢。电池比较美国，我对自己说，就好像电视游戏比较中国一样。别担心，等会儿我再想办法。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0）
等凯文提了速，我又打量了一番他的侧脸轮廓。帅得像个电影明星，而且致力于抵制中国事业。你还要奢望什么？再叫他“最薄弱环节”似乎有点残忍，虽说我只是在心里这么说过几回。
我往后靠着椅背，朝前凝视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街道。我不知道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在动手之前，抵制中国似乎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说实在的也真没什么。看看标签，说声不要，谢谢。每个人都会笑着点点头。无非是坚持罢了。
小菜一碟。
红鞋子（1）
这天一开始，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红鞋子（2）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凯文准备对付大角羊的时候，我正徒劳地往树上爬—而且我承认勇气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可我坚持认为，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正如此时此刻，在我家的客厅，我们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除非他变成一棵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肉桩子，从此动也不动，偶尔叫人给他端杯热巧克力喝喝。我说惊慌有理，是因为，眼下解决维斯生长过速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全是中国来的。这一点，镇定的凯文并不知情。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ゥゥゥ
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毫无疑问，大都是中国造的。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占领了全美的鞋子市场，或者其他任何部分，甚至占领全世界也没什么打紧。
红鞋子（3）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高档商店，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儿给维斯买过一双鞋。经营那地方的女士，刚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诧异表情，怀疑我们根本买不起她店里贵得过分的德国和法国鞋子。结果，我花65美元买了双婴儿鞋，跟那妇女赌气，示意她看走了眼—当然，她没有看走眼。很久以后，我打算看看鞋里的标签，却发现原来是印度尼西亚产的，只不过是挂了个德国牌子。这件事过后，我只去折扣店给孩子买鞋，这么一来，他们脚上就只能穿中国鞋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ゥゥゥ
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红鞋子（4）
“今年我们可以买德国东西，美国东西，日本东西，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但不能买中国东西。”我告诉他，“而鳄鱼医生是中国产的，我们今年不能买。我们可以明年再买鳄鱼医生—如果你乖的话。”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ゥゥゥ
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红鞋子（5）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