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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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楠的免职与去向
作为小平同志的次女，邓楠被免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的职务，是本次变动中最为人瞩目的信息。
邓楠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国家科委政策局副局长，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1991年11月，升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98年4月起，任科技部副部长。
“她工作务实，而且非常低调。”科技部的一位官员这样评价自己的昔日领导。
去职之前一个多月，邓楠还以科技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举行的“首都圈防沙治沙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经验交流会。
由于在免职时没有公布是否另有任用，邓楠的去向引起了不少猜测。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邓楠的变动与年龄因素有关。她生于1945年10月，今年59岁。按照惯例，中国的副省部级领导的退休年龄为60岁。邓楠的去向是中国科协。
记者从科协书记处获悉的消息表明：邓楠已于今年10月下旬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其行政级别为正部级，较科技部副部长高出半级。邓楠的秘书在与记者通话时也证实了她调任科协的消息。
11月21日，中国科协200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邓楠以新身份出席了开幕式。而在国务院任免通告发布前的11月3日，邓楠亦以科协党组书记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工程师大会开幕式。浏览中国科协的网站，也在11月份出现了邓楠参加各项活动的报道。
在今年10月末举行的中国科协人才工作会议上，邓楠表示：“我虽然在科技界工作了31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5年，但科协工作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挑战，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学习，需要大家多帮助多指导。”
官方资料称，中国科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8年9月两会合并。目前，科协拥有167个全国性学会、430多万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光召现任主席，其日常工作则由党组书记及书记处负责。
国务院消息人士还透露，由于科协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台在这次任免中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楠实际上负责起科协的日常管理。
“以邓楠59岁这个年龄退出行政岗位，属于正常情况，是正常的人事调整。”一位著名政治学者说，而按照规定，在正部级的岗位上，退休年龄将延至65岁。
“正副”之间
邓楠去职的同时，58岁的贾治邦被任命为国家民政部副部长。
祖籍陕西吴旗的贾治邦拥有大学学历，1982年踏入政坛。在经历了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延安地委副书记等职务后，1994年1月被任命为陕西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陕西省省长。
贾治邦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
而在他去职前两个月，贾治邦做客新华网时仍在推销本省的产品：“陕西苹果个头大、颜色鲜、品质好，果面清洁、蜡质层厚。耐贮运，已经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认同。”
2004年10月下旬，中央宣布贾治邦不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将“另有任用”。10月28日，陕西省第十届人大常委员会决定接受贾治邦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20天后，贾治邦赴民政部履新。由正职任副职的现象在当今政坛中也并不多见，此前，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被调入国家审计署任副审计长。
值得注意的是，贾治邦此次虽然被任命为民政部副职，但其行政级别仍为“正部长级”———新华社的消息对此特别作了标识。“这表明我们待遇与职务并不必然相连，职位有上有下，但待遇往往不会变，比如裁减机构时，一些官员不再有领导职位，但能继续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这也有一种安抚作用。”一位分析者说。
和贾治邦相反的是，此次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冷溶，被注明为“正部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通常为副部级官员。
冷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不久前，小平百年诞辰活动期间，冷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他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主要业务成果有：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1—3卷），主持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集》（1—3卷）。他还曾担任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邓小平》总撰稿，主持拍摄电视文献片《小平您好》、《百年小平》、大型电影故事片《邓小平》等。2001年和2003年，两次作为中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成员，先后在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及北京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为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讲课十多次。
博导和“双规”
在此次任免中，原中宣部副秘书长邬书林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原科协副主席张玉台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王禹民出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原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解学智、原社保基金会股权资产部主任王忠民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原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晓南以及李盛林出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被任命者中，半数人的年龄在51岁以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任者中有三人为博士生导师。他们分别是：冷溶———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解学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生导师；王忠民———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而被免职者大部分人超过了60岁。另外本报获悉，被免职去的胡楚寿已经失去了自由。据媒体报道，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胡楚寿被叫到银监会主席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得知了自己被“双规”的消息。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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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理想主义的路上走太远了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5：25
□本报记者王小飞
“我相信‘为人民服务’”
记者：你花出去很多钱，有挥霍出去的，也有捐献出去的，也有投入到自然保护区去的。现在回头再看，你怎么评价这几种花钱的方式？
邢诒前：我这些年花出去的钱，只有造福桑梓和建设保护区的部分，事后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也是我至今受到村民尊敬、政府肯定的原因。
以前那种奢侈，实际上也是一种苦，回头看，感到收获非常有限，觉得累。生命已经非常有限了，如果再那样，就成了浪费生命。所以有罪恶感。
财富是社会责任，负责任地花钱，是拥有财富的人的责任。我花掉了所有的钱，有些招人耻笑，有些被人赞颂，这让我知道了拥有财富和支配财富的意义。
记者：有些人可能更情愿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看到财富积累的数字噌噌往上长就很有成就感，而你似乎不是这样的。你很喜欢给予的快乐？享受因此而来的荣誉？
邢诒前：我是个理想型的人。我的快乐并不在于数字的多少。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是在运用财富的过程中。这样说来，财富的确给我带来了快乐。
我的钱解决了村民的困难，他们尽管没有说出来，但看到你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表情……“老板前”这个称呼，一方面表现当时我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一种友好。尽管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村民们仍叫我“老板前”，我虽然面红耳赤，但他们仍坚持这么叫我……
我也感受到了财富带来的荣誉，公益事业的投入的确给我带来了荣誉。政府方面给我的奖励很多。金钥匙，放在哪里了？一年前找，也没找到。究竟是丢了，还是放在哪里了？我至今没有弄清楚。
记者：是曾经苦难让你懂得慈悲，还是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这种财富观是你这一代富豪共有的吗？你觉得你和新一代的，比如网络英雄那一代的财富观有什么不同吗？
邢诒前：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是苦人家的孩子，童年的贫困，少年的饥饿，再加上那时所受的教育，都让我形成了那种财富观。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偏重了一些，突出一点。我的这个特别之处，也是导致目前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看来，成功的人，不应该这样。但我觉得，像我这样，不见得就不会成功，不过波折多一些而已。
记者：听说你在毛泽东的祖父坟前许过愿，要为人民服务？
邢诒前：去韶山是在2001年夏天，专门去了一趟，看完当天就回来了。在毛泽东的祖父坟前许下这么一个心愿：请保佑我像你的孙子一样，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和人一起吃饭，不经意地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让在座的人沉默了15分钟以上。
我觉得“为人民服务”是值得提倡的，如果大家都做到了，社会就很美好了。但当大家都沉默了以后，我就很少提起了，因为得不到响应和认可，人家可能反而觉得我这个人怪怪的。也许我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但是我不是没有同道的，我想还是有一些跟我理念相同的人的，只是人数比较少，而我也不认识他们。
“我不得不固执下去”
记者：重新经历贫困，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邢诒前：没有了钱，我的地位下降了。不但没有能力继续促进大家的生态意识，反而被人看轻，被人看成“神经病”，这是我最苦恼的。贫困，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其实不太可怕，一个人吃饱喝好是不难的。但是，贫困造成很多美好理想无法实现，很多好事没法去做，让我感到很痛苦。
记者：今天这个窘境当初是不是想都没想到？你觉得今天的窘境原因何在？
邢诒前：开始虽然对其艰难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维持不下去的程度。可能还是对自己的钱估计过高吧。我知道做这个事情必须要有钱，我只是没想到自己会没有钱。
我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混淆了经商与公益事业的界限。
现在我是不得不固执下去了。这个保护区，鸟变多了，鸟在我的保护下也少了警惕性，要是不搞了，鸟死了，树死了，放弃就是一种罪过，社会影响也比较大……我不得不继续，虽然知道这是另一方面的不负责任。比如我对家庭生活没有做任何规划。
记者：感觉你的环保事业一直是孤军作战，而我们知道一些NGO在推进环保事业的时候，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与当地人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你只是一个人一味往里砸钱。现在回头看，你觉得有什么经验或者教训吗？
邢诒前：其实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我觉得后来我已经取得了全体村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