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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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会期越来越近，有一天，田汉的公子田海男来电，说有事要面商，我说是不是为了黄仁宇的事？他说是。我知道，他和黄仁宇是挚友。黄仁宇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抗战时他和田海男曾在名将阙汉骞（时任十四师师长）麾下当过少尉排长，黄仁宇对田汉很尊敬，一直称他田伯伯。黄仁宇在文章中，多次述及与田汉的交往，笔下一往情深。田海男与我见面后，强调黄仁宇是蒋纬国的好友，我们应当热情接待；黄仁宇拟先来北京小住，食、宿、行都由历史所负责。我如实向主管科研、外事的一位副所长汇报此事，这位老兄一听就很反感，说：“黄仁宇既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田海男何不找民革中央，或者统战部接待，找历史所干什么？”此人是研究元史的，与黄仁宇显然是隔行如隔山，对他的学问，与行事做派，看来都不感兴趣。中国的事，从来是长官说了算，区区明史研究室，无钱无势，于是我只好在电话中对田海男敬谢不敏，他也只好另想办法。
真没想到，在哈尔滨的会上见到黄仁宇，交谈后，他热情地说：“我看你的长相与言谈，很像台湾政治大学也是搞明史的张哲郎。你认识他吗？”我说：“知道他，也见过照片，但没见过面。”后来，张哲郎教授来大陆开会，我俩多次见过面，我去台湾开会时，也见过面，他很健谈。我曾把黄仁宇的这席话，转告张哲郎，他听后很感兴趣。
但是，总的看来，黄仁宇在会上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不佳的。在分组讨论时，他跟我一组，由明清史专家李文治前辈主持会议。黄仁宇发言介绍美国明史研究情况时，东扯西拉，而且草草讲完后，就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素以忠厚长者著称的李文治老人，忍不住说：“美国明史学界的情况，并不是像他介绍的这样。黄先生的发言有片面性。”我认为，黄仁宇未免小看我们了，在座与会者，都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岂能不了解美国的明史研究状况？而且他发完言就甩手而去，这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特别是对李文治老前辈的不恭。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还让人倒胃口的是，他大谈解放战争时，他时任国民党军队少校，是如何在东北战场与解放军打仗，并失败的。他的结论匪夷所思：“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土匪。早晨起来操练，排长挨个儿挥拳向每一个士兵胸脯打去。这些土匪能打胜仗吗？”我的学长、曾任志愿军炮兵排长、对国民党军队相当了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汤纲教授，忍不住站起来，驳斥了黄仁宇的这种奇谈怪论。黄仁宇又发言辩解，只能是越辩越被动。中午吃饭时，为了一件小事，黄仁宇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饭厅。这又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与段景轩等赶忙追上去，劝他老人家息怒。我在国内、海外，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像黄仁宇这样的言谈举止，还是头一次碰到，真让我开了眼界。不少与会者散会后，说“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这有失温柔敦厚之旨。
不过，黄仁宇对我本人，以及这次会议，还是有帮助的。我曾私下拜访他。为了拉近距离，我告诉他，我是西雅图陈学霖教授的好友。他与陈学霖稔熟，听后果然对我亲切多了。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诚恳地说：“看来你对美国还不了解，在那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我承认我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认识是很肤浅的。王毓铨老人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他看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后，认为多数都一般化，因此他不参加小组讨论。我们对这位前辈，不便说什么。多亏黄仁宇在吃饭时，直言不讳地对王老说：“毓老，您怎么老是呆在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多好。”王老为了给他面子，参加了几次小组讨论会，这对年轻的与会学人，无疑是个鼓励。
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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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场景的经济学
南方周末 2004…11…18 15：02：49
□王玉霞
《有场景的经济学》
朱锡庆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16。00元
喜欢读朱锡庆教授的文章由来已久。1990年代末，我在高小勇先生主办的《经济学消息报》上经常读到朱教授的文章，马上被朱文中丰厚的文化底蕴、行文的老辣大气、经济学理论运用的巧妙精当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吸引住了。朱锡庆的文风古朴，加上他将妻子称作内人，将书房称作可谈斋，初读朱锡庆，我以为他是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从高小勇口中我得知朱锡庆是长沙交通学院的年轻教授，在1999年《经济学消息报》的温州笔会上，我与朱锡庆相识，见到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学者，且本人比年龄还显得年轻。
朱锡庆没有海外背景，工作在不算知名的工科院校，却能将经济学玩得如此得心应手、娴熟老到，我不由得感叹中国大陆经济学界藏龙卧虎。读过朱锡庆经济学随笔集《有场景的经济学》的朋友，恐怕大多认同我的感受。
朱锡庆钟情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被称作“街头巷尾的专家”。他在《熏干的心智》一文中将社会科学定义为事理之学，认为“离开了真实存在的事例，社会科学便没有实际用途。从真实存在的事例中寻找事理的求知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且是使生命变得生动的过程，由此获得的知识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朱锡庆将知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白背景知识，这一类知识有适用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普适性；另一类是有场景的知识，这是只适用于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知识。”因为白背景知识可以广泛地使用，因此即使有意识去获取，知识产生的收益也远胜于求知活动的成本，这类知识就从经验知识转变为科学知识。而有场景的知识因其使用有限，有意识地获取得不偿失，因此只能作为经验知识存在。以我的理解，朱锡庆有场景的经济学就是重视局限条件的经济学，在经济分析和解释现象时，不能形而上学照搬白背景的知识，要去发现存在于真实世界中不为人知的道理。“这样的经济解释就产生了新知识从而有助于人们以后的选择，节约活动的成本。”
在朱锡庆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解释中，给予我们许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启发。例如，在《失灵的信号》中，他提出“不是假文凭使真文凭传递信号噪音化，而是真文凭本身的噪音化使假文凭有了市场”。“假文凭为什么有市场，如果真文凭是传递个人能力的有效信号，那么真文凭持有者就成为假文凭持有者的照妖镜。因为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很快就显现出能力的差距，从而假文凭持有者会被扫地出门，费尽周折弄假文凭得不偿失。假文凭有市场是因为低能力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真文凭，使文凭传递能力信号被噪音化了。文凭与能力相关性丧失，才使假文凭持有者可以长期混下去。”又如，他在《新守桥人悖论》中分析全国范围内因路桥收费而导致路桥闲置现象时，提出道路收费会产生两个结果：（1）总费用水平提高，导致各条道路车流总量下降；（2）相对费率的改变，导致费率高的线路车流量分流到替代线上去，一直到所有的线路行车成本相等。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费率改变这个分流效应，目前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以回收道路建设投资新路桥收费制度导致新修路桥闲置，从而违背了建设新路桥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初衷。朱锡庆进一步分析，如果必须通过收取车辆运行费来偿还投资，那么应该根据路网收费，而不能根据道路收费。因为“不只行驶在新路上的车辆因新建道路受益，新路可以分流其他道路的车流量，从而使整个路网效率提高”。因此，新建道路的投资要由整个路网效率增量来补偿。长沙实施的车辆“年票制度”就是基于上述思想的一种收费制度。
类似的真知灼见，如同散落的珍珠，分布在朱锡庆文章的各个角落。
朱锡庆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注重副产品理论的构建。“哈耶克有关自发秩序的阐述困扰了我很多年，因为他没有说清楚自发生成的秩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直到有一天，我悟到现存的各种制度是人类活动的副产品，才释然于心”。朱锡庆将人类有目的追求某些目标过程中伴生的无意识的结果定义为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副产品的生产成本是零，且事先无法预知，无从设计和计划，副产品种类很多，其中经验知识特别重要。“人类的各项制度就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累积的知识资产，是人类行为的副产品。”在《制度和经济的戏剧性》、《雁荡山拍照人》、《布丁先生的生意经》等文章中，长于叙事说理的朱锡庆娓娓道来，层层推进地为我们揭示了他那个“副产品在制度生成及演变中的作用”。由于“副产品”的不可捉摸，朱锡庆的故事往往如同侦探小说，不到结局，你很难预知结果，而一旦结果凸现，往往会令读者拍案叫绝。
此外，在朱锡庆教授的《组合契约》、《最大笨蛋理论》、《反过来的奇妙》、《无知的恐惧》中有一种精彩与奇妙，读后能引人久久地回味。
文章的价值在于思想性、启发性，在于文章的生命力。我认为朱锡庆教授的经济学随笔其思想性与启发性堪称一流，我相信他的文章能够经得住时光潮水的涤荡。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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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委书记最后的493天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4：39
□本报驻京记者 高浪／文 □郅振璞／摄
一个慎用而又善用权力的人，一个将百姓冷暖装在心上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今天我们要向读者讲述的，依然是一个有关官员和权力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牛玉儒，这个有“拼命三郎”之称的51岁官员的去世———留给人们的不但是无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