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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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致地读斯氏的新著，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前是杰出的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
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辩不出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
中国古语有“一叶知秋”的说法，而货币主义旗手，当年独扎大营、挑战几乎整个凯恩斯学派的弗里德曼则说过另外同样引人深思的一句话：思想的浪潮常是世事的浪潮之先声。苏东变革后，全球化痛痛快快走了十年，但看今日斯氏雄辩滔滔，全球化的浪潮或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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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5节 一位荆轲式的英雄
《万科》周刊
朱伟一
面对共同基金的种种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麻木不仁。难道美国股民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股民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吗？不会的。股民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半路杀出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一位为股民请命的孤胆英雄。确实，共同基金违规、违法的证据很难查，但共同基金如此丧心病狂，撒下弥天大谎，势必留下蛛丝马迹。美国的人民群众曾经多方投诉，向证交会和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反映过共同基金的各种问题。但证交会并不认真去查，而斯彼特慈尔不仅查，而且一查到底。
斯彼特慈尔劫富济贫，拿出券商吐出来的一部分钱，分给纽约州内的法学院和慈善基金，很有一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有些人说，斯彼特慈尔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2006年他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受益者便会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美国对斯彼特慈尔的褒贬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人有政治野心，想借整肃券商替自己扬名，以便在政坛获得更大的发展。但细想起来，斯彼特慈尔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扬名有可能，但他挑战华尔街金融寡头，政治前途不会看好——得罪人太多。斯彼特慈尔何等聪明的人，其中道理不会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最大回报是青史留名。可惜，中国现在就没有人想青史留名，还不怕“生后骂名滚滚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
斯彼特慈尔得罪的人很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请斯彼特慈尔到国会做证，向证交会主席唐纳尔德森介绍共同基金的丑闻。该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领导，而斯彼特慈尔也就是我们省里的司级干部。正部级主席有请，斯彼特慈尔应该不敢不到。但斯彼特慈尔就敢不去，而且竟敢在同一天跑到另一处会议赶场，并在会上郑重指出：“美国人民已经对美国商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商界能按规则办事”。斯彼特慈尔还煽动部下，说是“证交会铸成大错，但却推说人手与财力不够。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这一谎言。”不错，仅仅是证交会稽查部就有830位律师，而纽约州检察长手下只有18位律师负责投资者保护，但却对大券商不断出手，让他们胆战心惊，有时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很有一些人视斯彼特慈尔为英雄，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律师”。
在斯彼特慈尔的感召之下，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也说出了一些内情。莱维特承认，证交会本来是可以多做些工作的。他说：“回过头来看，许多领域内我本来是应该监管的。”早在任上莱维特就试图加强对共同基金的监管，但因国会内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阻挠而作罢。但莱维特当时为什么不仗义执言，披露黑幕？还不是因为当时股市不错，莱维特想多当几年盛世监管者。
再看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此人如此不顾“大局”，如此破坏“安定团结”，换在新兴市场国家，多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能让他自由泛滥。当然，这种假设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地方，斯彼特慈尔这样品性的人是干不到司局级的，很可能正处级也干不到——不听招呼还行？！
从客观条件上说，从法律构架上说，美国是联邦制，各级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主体。所以斯彼特慈尔虽然只是一个州的检察长，但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干部一比高低，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证交会争锋。当然，联邦制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民选。斯彼特慈尔是纽约州市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布什总统奈何不得他，纽约州州长也奈何不得他。
斯彼特慈尔确有“一人敌一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但我们不必自惭形秽，也无须谈什么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有过。秦朝万乘之国，荆轲却有压倒秦王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暴君所屈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之气。但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多的是搔首弄姿，多的是东张西望的巧笑，一遍又一遍地列数各种成绩，一遍又一遍地讴歌各种壮举。明明是花奴打鼓，文人娱国，非要美其名曰“天风惠我伯牙琴”。中国缺少斯彼特慈尔这样的勇士，多的是像公鸡那样整天报晓的主流经济学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一个出家的和尚，便有如此仗义行侠之心。都说唐朝盛世，什么是盛世？这就是盛世！李白一介书生，在今天多半会被打成百无一用的另类，可他也有“别时提剑救边去”的铿锵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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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6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1）
《万科》周刊
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