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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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大门口，要求任何年龄可疑者出示身份证，然后盘问此人的出生年月以验证此人是否是身份证的主人。这是相当标准的程序，人人都料到会如此，因而早已有所准备。大凡颇费周折才弄到一张假身份证的孩子，很少会粗心到不去记住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我一面盘问，一面直视他们的眼睛，这一招对有的人还挺管用，尤其是对女孩子，因其在这个年龄，一般而言还是较有社会良知的。不过那些存心要混进来的人仍然能够闯过大多数检查，只是他们事先要集中精力进行练习。
每一组年轻人走到前排接受盘查时，我实际要做的就是仔细审视站在后面大约三四排的那些人；当他们准备接受盘问时，注意其反应，观察其身势语，查看其是否表现得紧张不安或迟疑不决。
驱散闹事者则更具挑战性，为此我依靠的是以往体育比赛的经验。如果他们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这人轻易惹不得，再加上你稍稍表现出行动疯狂，那么有时甚至连那些膀大腰圆之辈都会考虑是否要与你纠缠。如果他们认为你这人很不对劲，连自身安危都不挂在心上，那么你便是更加危险的对手。大约二十年过后，比方说，当我们为研究重大系列杀人案而对囚犯访谈时，就发现典型行刺犯的个性在某些重要方面要比典型系列杀人犯的个性更具危险性。这是因为行刺犯不同于系列杀人犯，行刺犯只会挑选他认为能够对付的一个受害者，然后不遗余力地逃避缉捕；系列杀人犯则一味迷恋于执行他的“使命’：，一般来说不惜以死去实现它。
要人们对你另眼相看——例如，认为你蛮不讲理、行动疯狂、深不可测，另有一层需考虑的因素，即你必须在上班的全部时间里保持这一人格面貌，而不仅仅是在你认为人们注意你的时候才如此。我曾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访问加里·特拉普内尔，一位臭名昭著的持枪抢劫犯和劫机犯。他声称可以愚弄任何一位监狱精神病医生，令其轻信他患有我愿意具体指明的任何一种精神疾病。他告诉我，成功的秘诀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装出病成那个样子，哪怕独处囚室时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当医生进行走访时，你便不必“费神思考”如何才能蒙混过关，那种“思考”会让你露出马脚。由此看来，在受益于此类“专家”的建议之前很久，我似乎就已具备像罪犯那样去思考的某些本能。
如果无法在酒吧里震慑住斗殴之徒，我便会尝试采用业余侧写手法去退而求其次，在事情闹大以前加以制止。我发现，凭借我的一点经验，加上认真观察人的行为和身势语，我就能将这些情况与最终爆发为斗殴的那种行动联系在一起，因而便能预料某人是否准备肇事。出现这种情形时，或者心存疑虑时，我总是首先出击，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在那个潜在的肇事者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前，就想法把他请出酒吧，哄到大街上。我总是在对人讲，大多数性杀人犯和系列强奸犯已变得擅长于支配、操纵和控制，而我在另一种环境下努力要掌握的就是完全相同的技能。起码可以说，我已有所长进。
高中毕业时，我依然想当兽医，可是考试成绩达不到康乃尔大学的录取线。以我的考分，只有去蒙大拿州立大学读一门相关学科。于是，1963年9月，我这个在布鲁克林和长岛长大的小伙子便启程前往幅员辽阔的国度的中部。
一抵达博兹曼，我便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
我在早期的一封家书中写道：“请接受来自蒙大拿的问候，在这里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胆小鬼就得提心吊胆。”正如蒙大拿似乎拥有我心目中西部边疆的全部陈规陋习和陈腐思想那样，我给当地人的印象也是个标准的东部人。我参加了一家联谊会的当地分会，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当地小伙子，因此我显得很不自然。我喜欢戴黑色帽子，穿黑色服装，蓄着长长的连鬓胡子，活像《西城故事》中的人物，而当时像我这样的纽约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于是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每每出席社交聚会，本地人都会穿西部服装，跳两步舞，而我前几年一直满腔热情地收看电视上查比·切克的舞蹈教学节目，对扭腰舞的一招一式都很熟悉。由于我姐姐阿伦比我大四岁，她很早就把我当成她的练习舞伴，因此我很快成为整个大学社区的舞蹈教练。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传教士进入了一片从未听说过英语的穷乡僻壤。
我的学业情况一直不太理想，而现在因为把精力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成绩更是一路滑坡。我早就在纽约的一家酒吧当过看门人，但是在蒙大拿这地方，法定饮酒年龄是21岁，这实在令我失望。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让它对我有所妨碍。
我第一次与法律产生冲突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大学生联谊会的一个哥们儿带上在未婚母亲之家碰上的两个时髦女孩外出。她们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我们在一家酒吧前停下，我进门去买一盒六罐装的啤酒。
酒吧服务员说：“请出示身份证。”我递给他一张精心伪造的义务兵役证件。从过去当看门人的经历中，我很清楚伪造身份证的隐患。
那家伙看了看证件说：“嗯，来自布鲁克林？你们东部人都是大混蛋吧？”我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见酒吧里的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我知道这下可有证人了。我回到停车场，后来我们喝着酒上了路。我哪里会知道其中一位女孩将喝空的啤酒罐丢进了汽车行李箱。
突然，我听到警车的警报声。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了。“下车。”
我们只好下了车。他开始搜身检查，尽管我当时也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可绝不会去跟他顶嘴。他弯下腰时，手枪和警棒露了出来，于是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可以夺下警棒，猛击他的头部，再拿走手枪逃之天天。所幸我并没这样铤而走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晓得他马上要搜查我，便赶紧从皮夹子里取出身份证，塞人了内裤。
他把我们四人带回警察局，进行了隔离，这下子我可紧张得浑身冒汗，因为我担心另一个家伙会招供，牵连到我。
有位警官对我说：“好吧，孩子，把情况都告诉我们。如果酒吧服务员没有要你出示身份证，我们会回去找他算账。我们以前就找过他麻烦。”
我回答说：“我来自东部，我们那里人是不兴告发人的。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我俨然一副乔治·拉夫特的口气，不过事实上我自忖道：他当然要过我的身份证，而我出示的是一份伪造证件！在此过程中，那证件已从内裤中掉了下去，正紧紧压迫着我的要害部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要我们接受脱光衣服之类的检查。我的意思是，这地方对我来说可是边陲之地，天才晓得他们会干什么。于是我迅速估量了一下形势，假装身体不适。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恶心，要上一趟厕所。
他们允许我单独上厕所，不过我倒是看过不少电影，因此走进厕所后，对着壁镜看了看，惟恐他们正从另一头监视我。我走到厕所的另一头，把手伸进内裤，取出了身份证，随后又走到洗手池边佯装呕吐，以防被人监视。我走进厕所的隔间，把义务兵役证丢进抽水马桶用水冲走，然后信心倍增地走了回去。结果我被罚款40美元，并获缓刑。
我第二次跟博兹曼警察打交道发生在大学二年级那年，这次情况更加糟糕。
当时，我同另外两个东部的家伙和一个来自蒙大拿的家伙一道去观看骑术表演。终场后，我们驾驶一辆1962年型史蒂倍克车离去，车上放有啤酒，于是我们再度碰上了麻烦。那天雪花漫天飞舞。开车的是波士顿的小伙子，我坐在前排乘客座上，当地的那个家伙坐在我们中间。不知怎么的，开车的人冲过了十字路口的停车标志。而你猜怎么着？有名警察正巧就站在那里。这似乎成了我的蒙大拿生涯的标志。人们总是说，当你需要找警察时，到处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这样，1965年的博兹曼可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位大学生联谊会的白痴老兄居然就不停车，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驾车驶过后，那个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每当我们转弯暂时避开警察的视线时，就往车外扔啤酒罐。我们一路驱车向前，来到了一处住宅区，猛地冲过防止车速过快而建造的路面突起物：嘣！嘣！嘣！一道路障挡在前面；那名警察肯定用无线电通话器通知了前方的警察。我们绕过了路障，径直穿过某家的草坪。我一直在大声疾呼：“快停下这该死的车！我要下车！”然而那个白痴就是不肯停车。车在飞速行驶，雪仍在铺天盖地地下着。我们听到身后警报声大作起来。
我们冲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猛地紧急刹车，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车门冲开，我被甩出车外。我紧紧抓住车门，屁股在雪地上拖移。突然不知谁大叫了一声：“快跑！”
我们撒腿就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结果我跑进了一条巷子，发现有辆空的轻型货车，便一头钻了进去。我在逃跑中扔掉了黑帽子，身上套的是一件正反皆可穿的反面是金色的黑夹克，于是我反穿夹克，金色的一面朝外做掩饰。然而我浑身汗流不止，弄得车窗上满是雾气。我心想：哦，真见鬼，这样他们是能发现我的。而且我担心车主随时会回来，在这一带地方他们可能会携带枪支。我揩去一小片车窗上的雾气朝外望去，只见我们丢弃的汽车周围一片热闹景象：有警车，有警犬，反正什么都有。这时他们开着警车朝巷子驶来，手电筒的光照在轻型货车上，我紧张得差点要尿裤子。可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没能发现躲在车内的我，驱车直接驶了过去！
我偷偷摸摸回到了学校，所有人都已听说了这件事。我发现我和两个东部家伙得以逃脱，警察抓住了蒙大拿的小伙子，他已把实情和盘托出。他供出了我们的名字，于是警察将我们一一带走。他们前来抓我时，我承认有罪以求从轻发落，我说开车的不是我，当时很害怕，曾经恳求开车的家伙停车。开车的波士顿人被投入牢房，室内只有弹簧床而没配床垫，有面包和白开水，还有规定要穿的全套囚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依然吉星高照，再度被罚款40美元并获缓刑。
不过警察通报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们闻讯大为光火。而我的学业也是一团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D，其中演讲课因从未到堂上课而不及格，这可是我多年来拿到的最低分，因为我一直认为演讲才是我的最强项。我并未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困境。第二学年结束时，很显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险生涯已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这一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都与倒霉事件和自毁前程有关，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正是这样。我离开大学回到了家，生活在不无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亲得知我再也当不了兽医时尤为伤心。像以往一样，当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时，便重新仗着自己有体育特长，于1965年夏季干上了救生员的工作。夏季结束时，我用不着返回大学了，便找了份工作，负责管理帕乔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乐部。
在那里开始工作后不久，我认识了桑迪，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