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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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警察。他不能让自己就这样悄悄离开人世。一定要让警探们第二天来到时看到他曾经拼搏过。他又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拨了个0。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他喘息着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遭到了枪击。她立即给他接通了迪卡尔布县警察局。
一位年轻女警官接了电话。贾德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被人用枪击中。他吃力地把话讲完。他吃了搀有安眠药的食物，又失血过多，讲起话来含混不清。
“你说什么？你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以怀疑的口吻问道。贾德听见她大声告诉她的小队长，有个醉鬼打来电话，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问小队长她该怎么处理。小队长说挂断电话就是了。
这时接线员插了进来，告诉他们说他讲的是真话，他们得马上派人急救。直到他们答应了，她才罢休。
“那个接线员救了我的命。”贾德后来跟我说。
在她插话的时候，他已昏迷过去。直到急救医疗队给他套上了氧气罩，他才苏醒过来。“不要用电击疗法，”他听见医疗队长说，“他承受不住的。”
他们把他送到了迪卡尔布综合医院，值班的是一位胸外科医生。当他躺在急救室的轮床上，医生们奋力抢救他的生命时，他的神志是清醒的。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头脑反而清醒了许多，他对自己说：“这不是一起报复事件。我的确把不少人送进了监狱，但他们无法如此接近我。惟有我绝对信任的人才能如此靠近我。”
当他被从手术室推出来又送进特护病房时，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来了。格洛弗几个月来一直承受着亚童案的巨大压力，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像被害的孩子们和贾德一样，格洛弗也是黑人，是局里职位最高的黑人之一。他非常同情贾德。
“去找我太太，”贾德对他悄悄地说，“让她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格洛弗还以为贾德仍然神志不清，医生却说不是这样，他神志清醒，而且还很警觉。
贾德在医院住了21天，他的病房受到了武装保护，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枪手，或者他们还会不会回来干掉他。在这期间，他的案子毫无头绪。他妻子对这一惨案表现出了震惊和沮丧，口口声声说感谢上帝他没有被杀死，还说要是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外勤站里，一组特工正在寻找线索。贾德于警察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可能树敌不少。看到他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用一种比较轻松戏谑的腔调，套用走红电视系列片《达拉斯》中的名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谁枪击了J．R．？①，’
过了几个月，他才使日常生活恢复了正常。他得支付受到袭击以来堆积如山的账单。当他看到南方贝尔公司的一张三百多美元的电话账单时，不禁连连叫苦。但是逐项细看时，他开始在脑子中理出了案子的头绪。
他第二天上班时说，他认为这份电话账单是破案的关键。身为受害者，他不应办理自己的案子，但是他的同事们听从了他的意见。
账单上列有一连串打往哥伦布的电话。他们从电话公司那里查到了电话主人的姓名住址。贾德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于是他和另外几个特工驱车行驶了一百多英里来到哥伦布。他们来到一个牧师家，而贾德觉得此人像个江湖骗子。
①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他的姓名缩略语为J．F．K．，
因此电视片中有句台词是：“是谁枪击了j．F．K．？”贾德·雷的姓名缩略语是J．R．，他的
同事套用电视片的台词，戏谑地问：“是谁枪击了J．R．？”
调查局特工对他施加了压力，但他否认与这起谋杀未遂案有任何牵连。特工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们告诉他，谋杀的对象可是我们中的一员，不管是谁干的，我们一定会将其捉拿归案的。
然后，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开始明朗起来。哥伦布一带的人都知道这个牧师是个有办法“把事情搞定”的人。雷太太早在前一年10月就找过他办这件事，但是他说他当时就告诉她，他不愿意干这事。
她回答说，她会找到一个愿意干的人，但请求使用一下他的电话，说她会付给他长途电话费的。牧师告诉特工，她给亚特兰大的一位老邻居打了电话。此人曾和贾德同时在越南参战，都是在陆军部队，熟悉枪支的使用。她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定！”
最后，牧师还声称：“雷太太还不肯付我电话费呢。”
特工们上了车，驶回亚特兰大，找到那位老邻居当面对证。在严厉盘问下，他承认雷太太曾跟他说起雇佣刺客的事，但他发誓，他根本不知道她要干掉的就是贾德。
无论如何，他说他当时告诉她，他不认识任何干那种事的人，所以让她跟他妹夫联系一下，或许他认识什么人。这位妹夫又把她介绍给另一个家伙。他同意接下这份活儿，然后雇了其他两个人做枪手。
雷太太、从前邻居的妹夫、接活儿那个人以及两名枪手都受到了起诉。从前那位邻居则被认定为免于起诉的合谋者。那五个人受到了指控，被判定犯有谋杀未遂罪、合谋罪和非法人室罪。他们每人都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这是法官能够给他们判处的最长徒刑。
因为亚童案的关系，我时常见到贾德。后来，他来找我了。虽然我不是他的外勤站同事，但深知从事这份工作所要承受的压力，也能够理解他曾经历过并且仍然在经受的内心的痛苦，因此我猜他是想跟我诉说心事。他告诉我，除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种种苦衷，公众对他家庭情况的议论尤其让他感到痛苦和难堪。
考虑到贾德受到的痛苦，局里想为他做出最有利的安排，考虑将他调到一个远离亚特兰大的外勤站以抚平心灵的创伤。但是，在与贾德交谈并了解到他的思想之后，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应该在原地呆上一段时间。
我去找了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跟他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如果你们把他调走，就会使他失去在这个外勤站可以得到的支持。他需要待在这里。给他一年时间把孩子们安顿下来。而且在这儿孩子们可以得到带过她们的姨妈的照应。”我建议，如果要调他去任何地方，就应该把他放在哥伦布常设办事处，因为他曾在当地干过警察，仍然认识那里的大部分执法人员。
他们真的让他留在了亚特兰大一哥伦布地区，他开始使自己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后来，他被调到纽约外勤站，主要负责国外反间谍行动。他同时还成为该外勤站的一名侧写协调员，即当地警方与我们科之间的联络人。
等到我们科有了空缺位置时，我们就把贾德调了过来，一同调来的还有同属纽约外勤站的罗森妮·拉索和华盛顿外勤站的吉姆·赖特。赖特曾用了一年多时间办理约翰·欣克利一案的调查及审判工作。罗森妮最后离开了我们科，调到华盛顿外勤站负责国外反问谍行动。贾德和吉姆双双成为享有国际知名度的科里杰出成员，也成为我的挚友。我当上科长以后，吉姆·赖特接替我成为侧写项目主管。
贾德声称，我们当初选中他时，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在纽约外勤站一向就是优秀的协调员，而且由于具有丰富的执法经验，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很对路子。他学东西很快，极其有分析头脑。身为警官的他曾经“亲临一线”参与过案件的侦破，并把正确的见解带到了科里。
在教学场合，贾德并不惧怕提及那起针对他的未遂谋杀案及其影响。他甚至保留着一盘录有当时他拨打紧急电话的磁带，有时还会在课堂上播放。但是他无法待在教室听它。他会等在外面直到录音放完再进来。
我对他说：“贾德，这个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释道，现场有那么多因素，诸如脚印、电视屏幕上的血迹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误导作用或者看起来理不出头绪。但现在我们开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会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这件案子，”我告诉他，“它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教学案例。”
他照我说的去做了，于是此案成为我们讲授的最生动且最具启发意义的案例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心灵净化过程。“我发觉这对我个人有很大启发。在讲授这件案子的备课过程中，我会走进一条以前从未涉足的小巷。每当你跟可以信赖的人谈论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条小巷。雇人谋杀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这个国家里的发案率要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难堪，因此没有人愿意谈论它。”听贾德讲授这个案例是我担任全国学院教官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到后来，在播放那盘录音带时，他总算可以留在教室里收听了。
到贾德成为我们科的一员之时，我已经对作案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开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么努力，他的许多作案后行为常常超出他的意识控制范围。由于这是亲身经历的案子，贾德开始对作案前行为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一度认为，突发的紧张性刺激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贾德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以自身实例说明了集中分析案发前行为和人际关系有何等重要。伙伴在行为方面表现出的根本变化、哪怕是细微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都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筹划要改变现状。如果丈夫或妻子变得出乎意料地镇定，或者变得一反常态地友善和宽容，这就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认为那种改变不可避免或者即将来临。
雇人谋杀配偶案是很难调查的。活着的一方已经设好了心理防线。破案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撬开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动机和案发事由，这样对方才会买你的账。就像重新布置犯罪现场可能会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样，配偶的作案前行为也是一种布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贾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现场可能会被错误解
释的很好的例证。假如贾德被害身亡，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些错误结论。
警察最初被传授的要点之一就是不可破坏案发现场。但是老资格警察及特工的贾德的几乎无意识的行动却无形之中破坏了原来的案发现场。我们可能会把地上的所有脚印和他活动的证据都解释为出了一起进行得不顺利的夜盗案件，闯入者挟持他在房内四处走动，逼迫他讲出某些物品藏在何处。电视屏幕上的血迹则提示出，贾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电视，突然之间遭到了袭击，随即中了弹。
有个情况需要郑重考虑。正如贾德所说的：“假如我死了，我绝对相信，她能逃脱一切罪责。整个事件经过了周密策划，她的表现已经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好感。没有人会对她丧夫的哀痛表示怀疑。”
如我所说的，我和贾德成为了挚友。他几乎可以说与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对他开玩笑说，他一定要在我评估科员表现之际，给我放一遍那盘录音带，那样准保会得到我的绝对同情。然而，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贾德·雷的履历说明了一切。他现在是国际训练科科长。在这个单位，他的技术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