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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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公共物品
有许多公共物品的例子。下面我们考虑三种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国防　　保卫国家免受外国入侵是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国防也是一项最大的支出。在1995年，联邦政府用于国防的支出总计为2720亿美元，或者说每人平均1035美元。人们对这种支出量是太少还是太多看法并不一致，但几乎没有人怀疑政府用于国防的某些支出是必要的。甚至那些主张小政府的经济学家也同意，国防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
基础研究　　知识的创造是一种公共物品。如果一个数学家证明了一个新定理，该定理就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由于知识是公共物品，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就可以免费使用别人创造的知识，结果用于知识创造的资源就太少了。
在评价有关知识创造的适当政策时，重要的是要区分一般性知识与特殊的技术知识。特殊的技术知识，例如一种高效电池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因此，发明者得到了他的发明的大部分好处，尽管肯定得不到全部好处。与此相比，数学家不能为定理申请专利；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得到这种一般性知识。换句话说，专利制度使特殊的技术知识具有排他性，而一般性知识没有排他性。
政府努力以各种方式提供一般性知识这种公共物品。政府机构，例如，国家保健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基金补贴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经济学中的基础研究。一些人根据空间计划增加了社会知识宝库来证明政府为空间计划提供资金的正确性。的确，许多私人物品，包括防弹衣和快餐汤，都使用了最初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登月研究中开发出来的材料。决定政府支持这些努力的合适水平是困难的，因为收益很难衡量。此外，那些分配研究资金的国会议员们很少是科学专家，因此，不能最好地判断哪些研究将产生最大的收益。
消除贫穷计划　　许多政府计划的目的是帮助穷人。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AFDC）对某些需要的家庭提供收入补助，往往被称为只是“福利”。食品券计划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食品成本。这些反贫穷计划由那些经济上较为成功的家庭的税收来提供资金。
经济学家之间对政府在反贫穷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并不一致。虽然我们在第二十章中要更充分地讨论这种争论，但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观点：反贫穷计划的支持者声称，反贫穷是一种公共物品。假定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里。尽管这种偏好普遍存在，但反贫困并不是私人市场可以提供的“物品”。由于贫困问题如此之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消除贫困。而且，私人慈善事业也很难解决问题：那些没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人可以免费利用别人的慷慨。在这种情况下，对富人征税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穷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现在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那些纳税的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享受一个较少贫困的社会的生活。
案例研究　　灯塔是公共物品吗？
根据情况的不同，一些物品可以在成为公共物品与成为私人物品之间变换。例如，如果在一个有许多居民的镇上放烟火，烟火表演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如果在一个私人经营的游乐场，例如，迪斯尼世界，烟火表演就更像私人物品，因为公园游人要付钱才能进来。
另一个例子是灯塔。经济学家早就把灯塔作为公共物品的例子。灯塔用来标出特殊的地方，以便过往船只可以避开有暗礁的水域。灯塔为船长提供的收益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因此，每个船长都有搭便车的激励，即利用灯塔航行而又不为这种服务付费。由于这个搭便车者问题，私人市场通常不能提供船长所需要的灯塔。结果，现在的大多数灯塔是由政府经营的。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灯塔也可以接近于私人物品。19世纪英国海岸上有一些灯塔是由私人拥有并经营的。当地灯塔的所有者并不打算向享用这种服务的船长收费，而是向附近港口的所有者收费。如果港口所有者不付费，灯塔所有者就关灯，而船只也不到这个港口。在确定一种物品是不是公共物品时，必须确定受益者的人数，以及能否把这些受益者排除在享用这种物品之外。当受益者人数多而且要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不可能时，搭便车者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一个灯塔使许多船长受益，它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如果主要受益者是一个港口所有者，它就更像一种私人物品。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难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明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私人市场本身不能生产有效率的数量。但确定政府应该起作用只是第一步。政府还应该决定，提供哪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多少。
假定政府正在考虑一个公共项目，例如修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为了判定要不要修这条高速公路，政府必须比较所有使用这条高速公路的人的总收益和建设与维修的成本。为了作出这个决策，政府会雇佣一个经济学家与工程师小组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称为成本－收益分析，它的目标是估算该项目相对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社会的总成本和总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使用高速公路，没有判断高速公路所值的价格。简单地问人们他们给高速公路的估价是多少是不可靠的。第一，用问卷调查的结果来定量分析收益是困难的。第二，回答问卷的人没有什么如实回答的激励。那些要用高速公路的人为了修这条路有夸大他们所得到收益的激励。那些受高速公路伤害的人为了阻止修这条路有夸大其成本的激励。
因此，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在本质上比有效率地提供私人物品更困难。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私人物品的买者通过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反映出他们对该物品的评价。卖者通过他们愿意接受的价格反映出他们的成本。与此相比，当评价政府是否应该提供一种公共物品时，成本－收益分析并没有提供任何价格信号。因此，关于公共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结论充其量是近似而已。
案例研究　　一条生命值多少钱？
设想你被选为你们本地镇委员会成员。本镇工程师带着一份建议到你这里来了：本镇可以花1万美元在现在只有禁行标志的十字路口建立并经营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收益是增加安全。工程师根据类似十字路口的数据估算，在整个红绿灯使用期间可以使死亡于车祸的危险从1。6％降低到1。l％。你应该花钱修这个新红绿灯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又回到成本－收益分析。但你马上就遇到一个障碍：如果你要使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用同一种单位来衡量成本与收益。成本可以用美元衡量，但收益一一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可能性——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为了作出决策，你不得不用美元来评价人的生命。
开始，你可能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也不会自愿地放弃你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表明，人的生命有无限的美元价值。
但是，对于成本－收益分析而言，这个回答引起了毫无意义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街角处都安上红绿灯。同样，我们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开有全套最新安全设备的大型车，而不开没什么安全设备的小型车。但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而且，人们有时选择购买没有防撞气囊或防抱死刹车的小型汽车。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决策中，我们有时为了节约一些钱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每一个人都希望避免车祸。但要达成这个目的，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人的生命有其隐含的美元价值的思想，我们可以如何确定这种价值是多少呢？有一种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的总钱数。经济学家经常批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退休者和残疾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
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并答复工程师。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或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二万美元，所以，你批准该项目。
即问即答　什么是搭便车者问题？◎为什么搭便车者问题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应该如何决定是否提供一种公共物品？
共有资源
共有资源也与公共物品一样没有排他性：想要使用共有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共有资源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因此共有资源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旦提供了一种物品，决策者就需要关注它被使用了多少。最好用一个古典寓言来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寓言称为共有地悲剧，说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为什么共有资源的使用大于合意的水平。
共有地的悲剧
设想生活在一个中世纪小镇上。该镇的人从事许多经济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养羊。镇上的许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羊群，并出卖用以做衣服的羊毛来养家。
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大部分时间羊在镇周围土地的草场上吃草，这块地被称为镇共有地。没有一个家庭拥有土地。相反，镇里的居民集体拥有这块土地，所有的居民被允许在这块地的草场上放羊。集体所有权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土地很大。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有良好草场的土地，镇共有地就不是一种竞争性物品，而且，允许居民在草场上免费放羊也没有引起问题。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时光流逝，镇上的人口在增加，镇共有地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日益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土地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地上没有草，养羊不可能了，而且，该镇曾经繁荣的羊毛业也消失了。许多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悲剧？为什么牧羊人让羊繁殖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毁坏了镇的共有地呢？原因是社会与私人激励不同。避免草地破坏依靠牧羊人的集体行动。如果牧羊人可以共同行动，他们就应该使羊群繁殖减少到共有地可以承受的规模。但没有一个家庭有减少自己羊群规模的激励，因为每家的羊群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共有地悲剧的产生是因为外部性。当一个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地上吃草时，它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有多少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结果羊的数量过多。
如果预见到了这种悲剧，镇里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控制每个家庭羊群的数量，通过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或者拍卖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