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萃-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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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
——李语录三○三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