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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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
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
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
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
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
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
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
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
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
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
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
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S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
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
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
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
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
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
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
率之好处,恐怕比19 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
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弊窦去掉,则个人主义乃是个人自由之最
佳保障,意思是指,在个人主义之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之范围,要比在
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趋单
调之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从广大的个人选择范围
而来;而集权国家之最大损失,也就在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
若生活有多方面,则既可维持传统,取法乎古人;又可凭一己想象,自辟途
径,增加现在生活之色泽。生活方式既得力于传统、想象、实验三者,自然
最易改善。
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
这从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
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
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盖设有效需求不足,则不仅资源之浪费,乃公众不能忍受之耻辱,而且
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亦必遭遇重重失败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
有许多空门,如果赌徒们有这种精力,存着希望,把所有纸牌都玩遍,则赌
徒全体之总结果是输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财富之增加量,总小于个人正
储蓄(positive individual savings)之总数,二者之所以相差;就是因为
有人虽然有胆量,有策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所以亏了
本;亏本之数恰等于二者之差数。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
只要中平就够了。
今日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有一点很
确定: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
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
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Ⅳ
我偶而提到过,这种勤体系也许比旧体系更利于和平。这一点值得更复
申述,加以强调。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之流觉得很容易利用人民好勇斗狠之心从事战
争;而且从独裁者看来,战争是——至少在预期中是如此——一件愉快兴奋
事情。但是好勇斗狠之心,只能使独裁者容易鼓动群众热情,除此以外,还
有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以及互相争夺市场是。这第二种因素在19 世纪战
事中大概处于支配地位,未来还可能如此,故宜在此处一加论列。
我在前一章中指出,如果采取19 世纪下半期之正统办法,对内自由放
任,对外实行金本位,则除了互相争夺市场以外,政府实在别无良策可以减
轻国内之经济苦痛。因为在该种体系之下,凡可以解决长期的、或时断时续
的就业量不足现象之种种办法都不能用;除了一个,那就是改善国际往来帐
上之贸易差额。
故经济学家虽然一向颂赞盛行于世的国际体系,认为既可享受国际分工
之利,又可调和各国利益,但在这种体系之中实在隐伏着不睦势力。有些政
治家相信,假使一个富老之国不注意于争夺市场,则其繁荣即将衰退。这些
人倒是有常识,对于事情有正确了解。不过假使各国能用国内政策提供充分
就业,又能在人口趋势方面维持均衡,则实在不至于有重大经济力量使得各
国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正当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借贷之余地,
但是已经没有迫切动机,要竭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或拒绝接受外国商品,
——当前作此行为之目的,倒不是因为必须要维持收支相抵。
而在故意使收支不相抵,造成有利于己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之性质也
将与令不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因为要维持国内就业量,
所以不能不限制进口,竭力向国外推销本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也不
过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邦,使得邻邦之情形恶化而已。不,国际贸易将不再
是这样,而是在互利条件之下,各国自己情愿不加阻挠地把商品与劳役互相
交换。
Ⅴ
希望这种思想实现,是否只是空想呢?这种思想会不会深入人心,形成
社会演变之原动力呢?这种思想所要压制的利益,是否比所要效劳的利益,
更明显而强有力呢?
我不想在这里提出答案。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办法才能把这些思想逐
渐实施,即使提纲挚领指示,也须另成专书。不过假使这种思想是对的(作
者本人必须有此假定,才能着手著作),那未我敢预言,说这种思想在未来
不会有多大力量一定是错误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基
本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人情人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
此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
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
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
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
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
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 岁或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
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沦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
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