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3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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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碍我们进行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免。
1．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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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象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区别。
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一般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般存在条件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总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必需的时间。他们一般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够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足以把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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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一切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满足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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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适用于剩余价值本身，而不管它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3．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作地租的（和一般农产品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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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生产竞争的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决不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来发展；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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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程度来发展；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当事人。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在它们的市场扩大的时候，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在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扩大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扩大的时候，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并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在他那里显得特别的是：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竟然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总数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一点。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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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也是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固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一方面，不去说明地租，而说明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明一般剩余产品，那末，另一方面，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固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在从价值的一般规定，转到一定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状况。
因此，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