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富--解读30年12次财富机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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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的典型，其股权归职工集体所有，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也只享有其应得股权，《福布斯》将万向集团的财产全部算到了他一人的头上，是不符实际的。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事实，2006年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的那个万向，就是鲁冠球的万向，其子鲁伟鼎1999年即担任万向集团ＣＥＯ。
在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史里，鲁冠球是罕有的几位“常青树”之一。而且，他具备很多同时代企业家所没有的禀性。
鲁冠球的创业史，几乎是线性的，始终以一个匀速的斜向上矢量运动着，历次重大的政治波折、经济周期，几乎都难动摇他分毫，在其子掌权万向前，他也几乎不大规模参与任何别人眼里有暴利色彩的金融、房地产行业。
象一块坚硬的石头，更象他早年干过的铁匠行当，一锤复一锤，不疾不徐，执著坚定，日积月累，终能成器。只有内心从不动摇者，方能如此宠辱不惊。
＇8＇井喷
鲁冠球和万向集团，是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尝试过无数条奔向小康、富裕的道路。从现有的结果来看，对广袤的农村和全世界数量最大的农民群体来说，最快速、富有效率且能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的，恐怕还是只有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制造业为首。尽管，这种发展会付出高昂的环境、能源等代价，但举国专家学者们一时也找不到更优的路径。
我们不妨看看鲁冠球和万向所在的浙江萧山，从解放初到20世纪末这50年来的工业发展之路。
萧山尽管是“天堂”杭州的近邻，历史上的工业规模却一直比较落后。据资料记载，1949年的萧山工业总产值仅2474万元。
然而，到1998年，萧山市已拥有工业企业8637家，从业职工263637人。实现工业总产值365。43亿元，全市工业企业总资产达到250。26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05。48亿元。
萧山工业的强劲增长，几乎就是完全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
萧山可能是中国最早萌芽乡镇企业的地方。1958年底，萧山就拥有社办企业240户，职工26879人，当年创产值2264万元。这个数据，几乎是整个萧山所有工业总产值的90％！可见当地乡镇企业的重头地位。
然而，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全市乡镇企业户数仅剩下411户，固定资产原值2937万元，当年创产值6670万元。20年仅增长了195％。
从1978年到1998年底，萧山市乡镇企业已达8657户，总资产2466547万元，其中所有者权益1046850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204220万元，职工246252人，当年创企业产值329182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2982563万元。
这20年不得了，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足足增长了44616％！
以纺织印染、机械汽配、化工、造纸及纸制品、电子电器、食品饮料、建材、电线电缆、羽绒服装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基本形成。技术设备、产品档次、科技含量在全国趋于领先水平。出现了一大批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强工业企业。如万向集团、航民实业集团、钱江啤酒集团，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分别达到26。33亿元、6。8亿元和5亿元；利税分别达到34344万元、11125万元和14416万元。
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81。62％！
建国50年以来，中国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萧山也只不过是这漫漫大潮中的一个典型，我们耳熟能详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其实也都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洪流。
纵观这50年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主要表现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其一就是建国初期到1978年，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在夹缝中顽强求存。
1949年以后，经过经济恢复建设，全国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局面，农村工业开始兴起。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陆续建立了70多万个小工厂，从业人员达500万人，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但随后因总体策略失误，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使农村企业发展的基础丧失。
1970年国家提出了在农村利用本地资源，兴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工厂。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多地少等各种矛盾十分突出，发展社队企业已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壮大集体经济的迫切需求。到70年代中后期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的势头尤为突出，1974年社队企业总产值为180。9亿元，到1978年已达493亿元，4年共增长1。7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8。5％。
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们发展速度并不快，并且经常遭受挫折，走回头路，可是它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体现得十分清晰。可是说，乡镇企业在农村基层中的“扎根”运动全面完成，这也造就了1978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放开，立刻在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中全面掀起了办企业的浪潮。
1978年到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三个波段。
1978年到1988年，可说是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黄金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劳动热情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又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富余出来，那会的户籍管理制度决定了农民又不可能大量进城打工，于是乡镇企业一跃登上舞台。
从1978到1983年，社队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兴办了起来。1983年社队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01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与此同时，企业所有制限制不断在农村被突破，农村个体、 联户办企业也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1984年中央 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企业在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乡镇企业全面“井喷”。1986年、1987年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七五”计划的产值目标。 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 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然而，1989年开始，全国进入了经济的治理整顿，乡镇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休养生息。这阶段国家控制了乡镇企业贷款，压缩了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能源原材料、污染严重的企业。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两年减少了近300万人，1989年增长速度为13％，1990年为14％，1991年才开始有所恢复，增长速度为 37％。不过，在这个阶段，很多有实力的乡镇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内部转制、转型，收缩过长的战线，专心做主业，同时进一步改变混沌的产权关系，为后来的复苏做了准备。
1992至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其直接动力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此时，乡镇企业从称霸一方的乡土豪强逐步实现集团化，开始走出去。
1992年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比上年增长54。7％，1993年则又比上年增长75。5％ 。 1994年总产值高达43140亿元，比1992年总产值增长1。4倍，纯利润增长1。3倍，人均创利税提高了1倍多。
第二个黄金期过后，乡镇企业的总量增长开始放缓，这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后文再叙。不过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极大，可以说是影响人口最多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城乡差别很大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大量“泥腿子富豪”的诞生，还有一种经济以外的意味：有时候，并不是富裕的地区才能找到个人的财富机会，穷乡僻壤往往也有特殊的发财道路。
四川的刘家弟兄，就是成功把握住这条道路的人。
＇9＇希望
和鲁冠球数十年扎根萧山宁围，咬定青山不放松地经营机械厂不同，刘家兄弟曾经拼命搏击并一度成功实现了“脱离农村”的目标，但最终又发现其实农村的机会更大，毅然杀回，迅速致富。
这后来名震四方的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言行美好）四兄弟，出身在四川成都附近的新津县。四人具是当地的俊材，1978年恢复高考后，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且毕业分配在很好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老大刘永言在成都906计算机所工作，老二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老三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最小的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
1982年的一场兄弟对话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老三刘永美后来告诉外界。大哥、二哥都下定决心到农村参与改革，并且力劝刘永美也参与创办自己的企业，甚至连产品都研发好了，是一种双声道音响。这个企业没他参与不行，因为四兄弟中最精通电子工程学的就是老三，可是他们也面临极大的选择难度：城里不能办私营企业，要搞就要回农村成立“社队企业”，可是老三此时已经是前途光明的国家干部，难道要辞职回农村吗？
最终刘永美决定辞职，拿着村里批准的手续去县里报批。然而，他们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县里的同志一脸惊讶地告诉他们：根据国家的政策，社队企业只能搞搞农具机械等适合农村特点的厂子，怎么能搞收音机厂？这是大城市的国营工厂才允许生产的。况且你们几个私人合伙就要搞，连个正经工程师都没，不是瞎搞吗？
在我国，不要说80年代初，即使是十多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彻底成为了社会主流，依然有大量的“审批”、“产业导向”存在，对国营和民营企业设定两套准入标准。2003年，刘氏兄弟中最能多元化经营的刘永行还在氧化铝项目上遭遇过类似的行政叫停，已成超级富豪的他依然徒呼奈何。此乃后话，本书不叙。
刘家兄弟抱着那台自行研发的音响痛哭一场，辞职回家的刘永美还大病卧床。可是日子必须过下去，他们被迫寻找适合“农民身份”的行业。最适合农村的，当然是养殖业。
此时已经到了1983年，他们选择了养小鸡和鹌鹑。四兄弟几乎卖了家里一切的家当，自行车、手表等等，凑了1000块钱，开办了育新良种场。
很快，他们遭遇了创业史上又一个危机，这次，他们差点跳了家乡的岷江。
刘永好后来回忆说：那可能是创业期最困难的一件事。当时有个专业户向我们订了十万只小鸡，信誓旦旦地保证货款三天内到。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比较好，生意人重信用，诈骗案很少发生，我们就相信了。开始借钱先忙着把小鸡孵出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钱没到。等到第五天，还是不见动静，我们开始着急了。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小鸡破壳而出，而且越来越多，可钱一直没回来。我们就去找那专业户，跑过去一瞧，我们傻眼了。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