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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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三、人性探讨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