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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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二、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