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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我钻进了金字塔-第1章

小说: 我钻进了金字塔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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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


唐师曾


    序
    张中行
    近年来我感到日暮途穷,生活成为大部分时间面对稿纸,目光很少射到一尺以外,以致连唐老鸭(学校注册和身份证之名为唐师曾)这样一位性格奇、造诣高、成就大的人也毫无所知。后来有了所知,是他找上门来。大致是去年夏天,他来个电话,说姓唐,新华社记者,想来采访我,向海外发一篇介绍。我说我没什么成就,往远地吹嘘更不合适,还是以不如此为是。他不退让,并拿出新武器,说他也出身于北京大学(1983年国际政治系毕业),采访向海外发是他每月一次的任务。听到同出一门,我只好退让,说欢迎来谈谈。不久他来了,门开处,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最上部是长而秃的头,使我吃了一惊。坐谈了一会儿,拍照了一会儿,我的印象由惊奇变为亲近,觉得他为人憨厚,对一切事都特别认真,简直近于痴。告辞前留下一张名片,因为我眼既昏花又缺少注意力,只觉得上面还有个似曾相识的漫画,究竟表何意,未想就放过去了。
    很巧,之后不久就见到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的高莉笑女士,闲谈触及采访的事,她说那就是新华社有大名的摄记者唐老鸭,人很有意思,新闻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梦初醒,找出他的名片看看,原来上面的漫画就是与米老鼠齐名的唐老鸭,只是胸前多个像机。原来的印象未变,加点新的,是立身处世还不少风趣。又是不久之后吧,他送照片或已刊于报刊的照片兼文,还带来他1994年出版的一本《我从战场上归来》。这本书是写他在海湾战争中的采访情况的,其时我正忙,只看了其中的几十幅照片,书就被更想看的友人拿走了。“还书一痴”,到我想看的时候,只有向老鸭呼叫。很快又送来一本,我看了。
    有什么感受呢?
    除了对于书,比看小说更加感到新奇以外,主要是对于作者原来的憨厚或痴不变,要加上许多新东西。占首位的是胆量希有,海湾战争,现代化武器的烟云之下,出生入死,他总是乐呵呵的。其次是事业心强,为抢几个镜头真是连命也不要了。其三是还多有机智,异国有异,而且是战时,困难甚至危险多到数不清,靠他能够随机应变,都化险为夷。
    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愧为北京大学出身,而且学国际政治的,域外许多国,史,地,统治阶层,人民生活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化为文字就能内容丰富而确凿可信。他是摄影记者,摄得之影也就多值得欣赏,这本记海湾战争的,第206页有个“爱国者”弹道导弹轨迹之影,第127页有个“生离死别的以军恋人”热吻时之影。我见到,就真想揪住老鸭问问:“这都是万钧一发之际的瞥见之景,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又登门,送来一部书稿,总有十几章吧,仍是记国外采访情况的,所以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他说书已在印,希望我看完写几句,为同学助助威。
    能写不能写再说,总可以先睹为快了。于是翻开看。正文十六个题目,可见写法要化零为整,想法大概是,不说则已,说就说个痛快。果然是折子戏变为整本戏,看也就可以看个痛快。正赶上我将外出,未能篇篇俱到,只是看了几篇特别感兴趣的。语云,尝一脔而知一鼎之味,也就可以说说新的一些心得。已经写过的优点不重复,说这未问世的一本里使我看时兴奋、看后念念不忘的,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几乎没有想到,对于异域的各方面,他竟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以《铸剑为犁的拉宾》一篇为例,写拉宾的经历和突出的成就,可谓面面俱到,巨细不遗,简直使我有个感觉,是根据这一篇,可以为拉宾写个简要的年谱。其中写往乌干达救人质一事尤其使我感兴趣。这个看似神话的举动我在某期刊上见过,说得比较概括,到老鸭的笔下,一切都化为具体,连谁指挥,如何化装,用什么枪打都说到了。这样写,就使记实而能有戏效果,所以干脆就走入剧场,不能不高喊一声:“好!”。二是还善于剪裁,能取重舍轻,常常不乏画龙点睛之笔。仍以写拉宾的一篇为例,拉宾是政界大人物,所行或所记应该都是会场上或战场上的大事,可是这位老鸭也述说了与丽哈恋爱拖延的事,不穿防弹背心以致被刺身死的事,这看似闲笔,却既可寓褒贬又可增情趣,取得开卷如“漫游奇境记”的效果。三是更想不到,他不是学文的,却常常显示有雕龙的巧技。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诌文,开头难,结尾更难。我看了这本书稿的第一篇,讲见卡扎菲的,就很欣赏那段结尾,照抄如下: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我来了,我看见了”,等于用画笔画出他的性格。后面还有“残阳如血”,是掺杂一些轻微的惆怅吗?难说,此之谓余韵不荆能如此,高手也,应该赞扬。如何措辞呢?想借用胡博士在红楼里常说的一句话,“北大不愧为大”,能够养育唐老鸭这样既能拿像机又能拿笔的。
     1998年4月1日于元大都北郊
    自序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里坐井观天闲肌难耐。医生让我静养,可每到子夜,所有电台都说完晚安之后,我还在双目圆睁怒视天花板。我一直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低地高原、严寒酷暑、战场疫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可现在从外到里都令人忧虑。首先我的右腿受伤后未及时就治,至今周长已比左腿细了两寸。以后发现,心肺肝胆都与常人不同,当301医院建议我摘去萎缩的胆囊时我大叫不可,人可以无心不可以无胆。X光、B超,肝胆相照之后我肝火上升,见谁都有气,把身边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此时我的白血球仅为2600,不足常人的一半。
    一个月内我撅着屁股在北京医院、301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连续做了三次骨穿一次活检之后,显示的特征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演的《血疑》中的“不治之症”,医生怀疑我受过核辐射污染。我不断变换卧姿,幻想有林妹妹跳出来让我敲骨吸髓。可面对我这个四处生事的大白胖子,所有人都摇头说不大可够,我自己更深信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1990年在海拔6860米的布堪·、峰下,西宁高原生物所的医生为我验血时,说我的血在68人中足以与出生在沱沱河的藏人恰加媲美。
    那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半年的野外生活,我认识了《民报》的记者凌风,在高原寒风掀动的帐篷内,他每天不辍给三岁多的儿子写信。听他讲,他的儿子叫凌晨。从此高原旭日金黄的暖光照进帐篷,我都想起这个名字温暖可爱的孩子。于是我第三者插足,给他们父子的信画插图。吉普车追藏野驴,爬冰塔林,还有千奇百怪的高原生活。我羡慕他和他的儿子。
    光阴荏苒,到1994年我从中东回国时小凌晨已8岁。
    是轮到他为我写的文章画插图。除天赋之外,小凌晨更多的是善良。每次得知我受伤、生并失恋或诸多不如意时,都会令他伤心得大哭,并旗帜鲜明地向一切伤害我的人、物开战。去年我一人驾车环绕美国,他特地从五台山请来护身符让我带在身上,保我平安而归。
    郭沫若《棠棣之花》里有句台词:“有了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凌晨的母亲是恢复高考头一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据说当年同班的凌风慧眼识珠,以“不成功便自沉未名湖”相要挟,才把我这位善良的师姐弄到手。
    母校百年华诞,CCTV两套人马找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动员我再次露脸为母校效力。《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也动员我把这几年的辛苦整理一番,献给我们的母校。为母校祝寿,儿子自然尽力。
    可惜我百病缠身,拖着输液瓶在纸上乱画,连派克45型钢笔的钢杆都被我捏断过两根……心灰意懒有如诺曼底之战后受伤住院的隆美尔。其实还有几篇如《家在开罗》、《贝鲁特绿线》、《长长的尼罗河》、《戈兰高地》、《该不该修阿斯旺水坝》等正在炮制之中。
    时至今引4月1日,离北大百年华诞“五四”大典仅剩一个月,而我病体孱弱,显然无力完成学长们布下的作业。
    取名为《我钻进了金字塔》很合我现在的处境。外人以为我事业如日中天,正勇攀金字塔顶,其实我肉身已处于地层深处。更深夜静扪心自问,大概是当年在开罗年轻气盛,乱闯金字塔,惹恼了当地头号大法老,祭起法老符咒,压得我从此永无出头之日。特长荒废,鸡飞狗走,事事不顺。进而侵浸身体,以至今天愚人节还趴在手术台上,再一次骨穿取活体。
    一阵毫无警告的剧痛之后,麻药麻痹了整个后腰,大脑却清晰如刚擦过的玻璃。回首往事,或许海湾战争在伊拉克的半年中,我的确被人辐射过……唐师曾1998年4月1日于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穿之后        第1节我见到了卡扎菲 #page{position:absolute; z…index:0; left:0px; top:0px}ntent{font: 11pt/16pt 〃宋体〃}第1节我见到了卡扎菲新华社记者独得签证我真不愿将好朋友“断腿巴利”扔在开罗,自己去闯利比亚,这与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信条不符。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几次警告我离美帝远点,我上司也严令我不要再惹是生非。当我怀揣利比亚入境签证,与分社英文记者润哥爬上开往利比亚的长途汽车时,我还在为没能帮“断腿巴利”弄到利比亚签证而自责。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以色列绕道塞浦路斯、埃及、约旦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封信,还关照道:“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烽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美国摄影家、因拍摄艾滋病成为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的阿龙·瑞宁格来的,他对我“刚在纽约出版了熊猫画册就半途而废地参加海湾战争”大的不满。阿龙在信中列数战争的几大罪恶,劝我离战争越远越好。知道我为人固执,他还连篇累犊地举了一大堆例子,其中就有他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打断了一条腿。阿龙力诫我要珍惜小命,最好还是回秦岭去寻找大熊猫,或是重返可可西里探险队继续我的世界屋脊探险,可就是别碰该死的战争。最后,他托我有机会路过开罗时,千万别忘去看一眼“可怜的断腿巴利”。
    可足足拖到1992年4月8日,在开罗采访阿盟外长紧急会议,我才碰上胸口别着Time徽章、头戴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过去说:“打扰了,我猜你就是断腿巴利,我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起眼睛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色的。”我正惊讶他怎么会中文,他竟像我为我的北大自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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