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下卷-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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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建国后，政坛上一直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并进行激烈的争夺。左
派代表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艾地领导下，该党从1951年起走出地下，公
开活动；中派代表是苏加诺创建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国民党（又译民
族党），右派代表是马斯友美党、社会党和一些地方武装集团，主要代表大
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1955年9月举行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第一次
大选，国民党、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为获
票最多的四大党。国民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组织内阁，得到左派的
支持。1956年4月29日新政府宣布废除圆桌会议协定，高举反帝反殖和不
结盟的旗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
1956年9月到1958年6月，右翼政治势力及其盟友、地方右派军人集
团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先后发动武装叛乱，
建立非法政权。叛乱平息后，苏加诺进行政治改革，1959年7月5日宣布恢
复1945年宪法，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总统制内阁，自兼总理并由他
选任内阁成员。他成立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原国会改名“合
作国会”，国会无权干涉内阁。苏加诺还兼任最高评议院主席、战时最高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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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者、国防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职。他按照1957年2月21日宣
布的“纳沙贡”思想组建新政府，即建立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种思
潮代表人物参加的合作政府。1960年11月，人民协商会议通过了反映“纳
沙贡”思想的“政治宣言”，只有10个政党被承认，马斯友美党、社会党等
被取缔。
苏加诺在实行“有领导的民主”的同时，还实行“有领导的经济”方针
和“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通过了“八年全面建设计划”，加紧实行
国有化，将大部分荷兰企业收归国有。1960年11月又宣布石油、天然气的
开采由国家控制。民族资本得到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使外国资本控制印度尼西亚经济命脉的局面得到改变。与此同时，在农村实
行“产品分成法”和“土地基本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一半，还
规定了地主的土地占有限额。这些对于缓和农村矛盾，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
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苏加诺执政时期在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不多，许多经
济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国有化后又出现了排斥一切外资的极端化倾向。
许多国营企业管理不善，有些甚至成为军人官僚的发财工具。加之平息叛乱、
为收复西伊里安又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到60年代中期，财政连年赤字、通货
膨胀率达650％，比10年前上涨65倍。生产下降，粮食缺乏，外汇储备枯
竭，债台高筑，国民经济陷于严重困难之中。
苏哈托执政时期 印度尼西亚军队组建于独立初期。当时形势复杂，而
中央文官政府又比较软弱，军队常常各自为阵，掌握地方的政治、经济实权，
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平叛后极右翼军人集团虽被粉碎，但军队的
整体实力反而更为加强。他们利用总统对军队的依赖进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
权，并趁国有化之机，占有国营企业，渗入经济领域。他们轻视文官政府，
不满文官至上的体制，要求军人执政。军队中派系林立，社会矛盾常常在军
队系统内表现出来。
1965年9月30日夜，总统警卫团三营营长翁东率部属及从中爪哇、东
爪哇调来首都参加检阅的第454、530营发动了“9·30运动”。他们处决了
“将领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其中总参谋长纳苏蒂安逃跑而未被捕。他们还
占领了独立广场、电讯大楼和电台等要地。次日晨发表公报，声明“9·30
运动”是“陆军内部的运动”，谴责“将领委员会”有政变阴谋。苏加诺没
有立即对“9·30运动”
正式表态，只命令陆军负责恢复治安工作。陆军战备战区司令部第一副
司令苏哈托在10月1日进行了紧急联络部署，招降了第530、454营，于同
日晚向“9·30运动”的哈林基地发起进攻，夺回了电台等要地，控制了雅
加达。接着，又镇压了三宝垄、日惹、梭罗等地的“9·30运动”支持者，
翁东被捕，并被处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指控为“9·30运动”的后台，在全国掀起了反共
（禁止）。在连续数月的恐怖和混乱日子里，艾地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全
部被害，苏班德里约等文职官员也被逮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都被军队
掌握，内阁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被改组，苏加诺逐步失去总统的权力。1966
年3月苏哈托出任副总理兼国防与安全部长、陆军司令、最高行动指挥部参
谋长，后又任内阁主席团主席，从而掌握了国家实权。1967年3月他被临时
人协推举为代总统，翌年3月27日正式就任总统，从此，确立了以军人政治
为特征的“新体制”。未被完全取缔的政党均合并为“建设团结党”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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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民主党”两个系列，活动受到限制。
苏哈托执政时期，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针对苏加诺因忽视经济而造成
的危机，他的政府把主要工作放在发展经济上。苏哈托任用了一批毕业于美
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擘划经济。他们先用三年计划恢复和稳定国
民经济。从1969年4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又连续实行了四个五
年计划。其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是首先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1967
年1月和1977年2月先后颁布提供优惠条件的《外国投资法》。1977年批
准的外国投资已达68亿美元，1985年又增至152。6亿美元。其次，大力开
发油气资源，发挥资源优势，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1966—1977年原油产量
由1。46亿桶增至6。15亿桶。财政总收入的52。7％来自石油收入。此外，
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由“进口替代”改为重点“面向出口”，积极发展电子
工业等高技术产品。
70年代世界油价的提高使印尼得到巨额外汇收入，1966年仅有2。03亿
美元，1980年增至128。58亿美元。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6。5
％以上，人民生活随之也有改善，1965年前的人均收入只有90美元，1980
年增至360美元。1967年每10个人中有9个生活在贫困线下，10年后减至
3人。不过，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问题。依靠外国贷款引起外债增加，
过旺的需求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人口增加，每年新增加的200万劳力使失业
问题更加严重。“新体制”有利于少数人发财，多数人没有或很少得到实惠。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
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从60年代起，特别是在70年代，新加坡、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香港
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过去，南朝鲜、台湾的经济都是以落后的农
业经济为主；新加坡、香港只是从事转口贸易的港口城市。但在60年代，它
们抓住西方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机遇，适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猛增，迅速转
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明显的变化，外贸出口能力
增强，成为美、日、西欧的竞争对手，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人均国民收入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名列前茅，故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70年
代的奇迹”，与50年代的西德、6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由于这四个地区
历史上都接受“龙的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又都以“新儒学”为指导思想，
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下面，重点叙述新加坡和南朝鲜的发展情况。
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1958年8月1日，英国核准“新加坡自治
方案”，翌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了自治后的第一次大选。创建于1954
年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议会51个议席中的43席，上台执政。该党秘
书长李光耀组建第一届自治政府，任总理。为了有利于继续争取独立，新加
坡与马来西亚合并，1963年9月16日宣布作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但
由于双方的发展路线不同，1965年8月9日分离，新加坡宣告成立独立的共
和国，人民行动党在以后的大选中多次获得国会的全部席位，李光耀蝉联总
理。李光耀是华人后裔，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后赴英留学，加入工党，接
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回国后从事律师和工会的工作。他十分重视法制
建设，强调民族和解，善于处理劳资矛盾。他领导下的政府机构比较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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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要求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实行高工资，保证效率，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
定。
新加坡面积小，人口多，资源匮乏。独立初期，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
失业率高、通货膨胀严重的困难局面。新政府把发展经济摆在首位，制定了
一个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1959—1967年底
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和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进口
替代”工业。在此期间，先后制订和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颁布了《新兴工
业法令》、《土地扩展法》（1959）、《经济扩展奖励法》（1967）等法令，
减免所得税，从而为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61年在一片野草丛生的
沼泽地带兴建了裕廊工业区，此后不断增建开发区。与此同时，大力进行交
通、邮电、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发展旅游、金融、外贸等事业。
1968—1979年为第二发展阶段，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适应外部需求为主
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新加坡最先建成了
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和最大的樟宜飞机场。1979年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鹿特
丹的世界第二大商港。至此，失业问题不仅已基本解决，甚至还出现了劳动
力短缺的情况。
1979年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新政府为适应世界高技术迅猛发展的
形势，适时地提出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实行工业技术升级，发展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建立高技术、高工艺、高增值、有出口竞争能力的新兴
工业企业。1985年8月，政府又提出实施“第三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变”，逐
渐将重点转向优先发展国际通讯、金融和咨询等服务业。新政府重视发展教
育和智力投资，制订了中、长期教育和训练计划，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在青
年农民中推行强制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