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下卷-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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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起平坐的权利,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出席者。但日本认为,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产物,对
日本已不再公平。为此谋求日本成为联合国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日本的社会问题与人民运动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和
文化传统受到诸多因素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环境污染即公害问题从50年代便不断发生。如1953—1959年日本熊本
县水俣市海岸居民四肢麻痹、语言迟钝、耳聋、神经异常等现象突然增多,
并因此而导致死亡。经调查,是肥料工厂排入海中的废水含有汞,致使海鱼
中毒,人食鱼后被传染中毒而造成公害,被称为“水俣病”。70年代,日本
公害事件频仍,以至酿成东京杉并区立正高中学生光化学烟污染中毒事件。
1973年,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阿贺野川水俣病“四大公害”案
在法院胜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对策,然而企业界为
利润而推卸责任,因而公害问题并没有因公害法颁布而获得解决。
“老年人自杀、中年人‘蒸发’、青年人犯罪”,这是日本当代社会问
题的形象概括。50年代中期以后,青年自立后脱离家庭,不愿赡养老人,社
会又采取低福利政策,致使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压力急剧增加和恶化,自杀
率上升。离家出走的中年人比青年人更多。这是因为快节奏工作的压力下,
中年人常用突然离家出走方式逃避生活负担,犹如水遇热蒸发一样消失。1963
—1969年间,职员阶层“蒸发”率增长了近100%。青少年的犯罪比例,超
过成人犯罪,引起社会担忧。
《旧金山和约》把冲绳从日本分离出去,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但冲绳人
民奋起反抗,于1951年兴起归还冲绳运动。当年8月的签名者即达19万余
人。1968年12月,152个冲绳团体组成“保卫生存县民共斗会议”,把1969
年4月28日定为“冲绳日”,每年是日全国集会游行抗议。在此日益高涨的
民众压力下,1969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
联合声明,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1972年5月15日,冲绳正式回归日本。
这是战后日本人民较早取得胜利的人民运动。
同年9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促进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也取得了历史
性胜利。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949年至60年代初的民间交流、
友好往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为争取日中友好、加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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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交流、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
第一个战后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在京签署。其次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恢复日中
邦交运动。1964年,佐藤荣作执政后,日本政府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遭到国民普遍反对。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意见,并不顾政府阻挠,前
来中国访问,谋求新的交流与发展。1970—1971年,公明党发起组织“日中
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其他一些组织如“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促
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纷纷成立。1972年4月,社会党、公明党、民
社党、工会、友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促进恢复日中邦
交联络会议”,使日本恢复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达到(禁止)。日中建交后,日
中人民友好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目标是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4
年12月,日本各界代表在东京集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1975年3
月,日本30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东京开会,宣布成立“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
友好条约东京实行委员会”。此后,群众签名运动和新的组织不断开展和建
立,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实际行动。1978年8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京举行
签字仪式,标志着日中人民友好运动的圆满胜利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中美关系
的制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中。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日
本政府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对新中国采取顽固的敌对政策造成的。1952年4
月28日,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和约”,并于同年8月建立了“外交
关系”。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
政策,长期坚持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使中日两国的对立无法得到缓解。
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也不得人心,并对两国经济贸易发
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从50年代初开始,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就冲破重重阻挠,
积极开拓对华贸易渠道,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发展两国人民间的
友好关系。1952年春天,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等人绕道莫斯科
来华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战后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中日民间经济、
科技、文化等往来交流活动日渐活跃。1954年10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
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日。双方在侨民返国、日方送还
中国“战争劳工”死难者遗骸等方面积极配合,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57
年2月,岸信介上台,加强了阻挠中日民间交往的政策,使中日民间交往跌
入低谷。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首相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出现松动,民间
交往再次形成(禁止)。1962年11月9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日中综合贸易的
备忘录》,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这对中日两国人
民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出现松动的种种迹
象,但日本佐藤内阁仍于1971年9月6日通知美国驻日大使,在联合国中国
代表权问题上,日本支持“双重代表制”议案,即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
立场。佐藤内阁的顽固立场受到国内朝野上下普遍反对和指责,参众两院对
外相福田赳夫提出不信任案。1972年上半年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对佐藤内
阁的支持率是战后历届内阁的最低点,而国民关注的焦点是中日关系问题。
佐藤内阁因此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
在首相继任问题上,田中角荣把握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趋势,允诺将
恢复中日邦交,所以击败强劲对手福田赳夫而登上首相宝座。1972年9月25
日,田中首相率团访华,于29日签订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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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对立的局面。
《联合声明》中,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
约,使恢复邦交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与对外政策
政党和政府 战后活跃于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主要有工党、自由
党和国家乡村党。自由党1944年由原澳大利亚联合党发展而成,主张自由贸
易,发展私人企业,反对国有化,代表着国内工业和金融业垄断资本集团的
利益。国家乡村党主要代表大地主、牧场主利益,始建于1918年,当时称国
家党或乡村党,1982年定名为国家乡村党。该党主张发展制造业,保护国内
初级产品市场和价格,旨在维护乡村社团利益。自由党和国家乡村党长期合
作,联合执政,从1949年至1972年,连续在澳执政,1972年12月被工党
击败下台,但1975年东山再起,至1983年又执政约8年,1983年3月才被
工党再次击败下野。工党创建于1891年,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并主
张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工业,限制垄断,保障充分就业。工党执政从 1941
年到1949年,此后直到1972年才再次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了以爱德华·惠
特拉姆为总理的工党政府。1975年12月,总督约翰·克尔撤消了惠特拉姆
的总理职务,自由党和国家乡村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1983年3月,工党赢
得大选,组织了霍克政府,1984年,霍克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获胜,连任总
理。
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坚持与美国结盟,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积极追随
美国。1951年,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共签“澳新美安全条约”,结成三
国军事同盟,并派兵直接参加侵朝战争。1954年,澳大利亚加入美国支持的
“东南亚防务条约”,60年代还同意美国在澳建立军事设施,并派兵参加了
侵越战争。70年代,澳大利亚亲美的联盟政策受到国内各种势力的批评,工
党也宣称要改变澳美关系,使联盟变为“联系”。这种变化,反映了国际形
势变化对澳大利亚产生的影响,是澳大利亚要求自主参与国际事务,寻求在
保持对美结盟关系条件下的平等与灵活自主的一种反映。
经济和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仍严重依赖英国,
基本上是英国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战争期间,英澳联系受阻,澳大利亚
本国工业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50年代,澳大利亚出
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羊毛景气”,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稳定在4%以
上。6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5。5%,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并出现“矿业景气”,工矿业生产总值超过了农牧业生产总值。这个发展,
使素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的澳大利亚变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并于60年代跻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据联合国统计,1969年,澳大利
亚国民生产总值已列世界第10位,人均工业产值已接近英国。
1970年有绵羊 1。8亿只,占世界产毛羊总数的 1/6和羊毛产量的1/3。
1990年,开发了阳光能变成电能效率达23%的太阳电池,效率为世界之最。
工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主要贸易
国之一。据统计,1970年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32个国家中,澳大利亚排在
第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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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技术立国为目标的澳大利亚,重视把科研成果转化给企业。80—
90年代,许多大学都成立了转化成果的研究中心。1992年,在政府主持下,
成立了推进新技术转换成产品的公司,并且向国外转让新技术。澳大利亚的
基础医学研究领域中,曾出现了3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个领域中,也
开发有独创产品,并出口国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的研究开发力量薄弱。
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