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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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施特劳斯的说法来表述的话,前一种观点是所谓的“老派”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新派”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在20世纪之前占主导地位,后一种观点则在20世纪之后大行其道。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马基雅维里研究的主流一直是所谓“新派”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两个学派。一派以一批意大利史学家为代表,如齐亚佩里(Chiappelli)、赫克斯特(Hexter)、魏特菲尔德等,该派以史料翔实见长。另一派是20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如日中天的剑桥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斯金纳与波考克诸人。剑桥学派借助所谓“历史情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将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置于历史之中来解读,勾勒出以马基雅维里为中继的西方共和主义传统。根据该派的分析,西方古希腊与罗马传统中存在共和主义内涵,这一内涵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衰落。马基雅维里是近代第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经过马氏的创造性转换,共和主义传统开始具有现代特征,这种共和主义影响了英国哈灵顿等思想家,更由此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与制宪时期的思想家,构成美国宪法的基础。
在“老派”与“新派”的争论中,施特劳斯显然站在“老派”一边。不过,施氏并非简单地重复老派的道德指责,而是在新的基点上、以更宽广的视角重申“老派”观点的基本内涵。
施氏解读马基雅维里的方式十分独特。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而是对马氏原著的字斟句酌的文本解读。
更为重要的是,施氏尽管批评政治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但他对历史背景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剑桥学派的历史情境主义。惟一不同的是,施氏并不简单地满足于理解马基雅维里公开的著述,而是致力于揭示马氏著作中隐含的“隐讳式教导”,揭示马氏的真实意图。
为了理解马氏的真实意图,施特劳斯声称,“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来理解马基雅维里。原因在于,现代人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马氏的视野阻碍了现代人的视界。“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
摆脱现代人视野的方法是回到古代人的视野,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视野透视马氏的学说。这种透视使施氏得以将马氏认定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此前,尤其是在关于霍布斯的著作中,施氏明确将霍布斯视为现代性的始作俑者。在这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论著中,施氏修正了此前的观点,将马氏描述为近代第一个开启现代性计划的思想家。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否定。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政治哲学从属于道德,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而马基雅维里使道德从属于政治。不论这种政治是以爱国主义还是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出现,一旦政治成为目标,道德成为从属于政治的手段,人类的自然的终极目标便在政治哲学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秩序与权力。
经过对马基雅维里的分析,施特劳斯最终完成了他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在否定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马基雅维里代表了第一次浪潮的开端。经过三次浪潮,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造成政治哲学的巨大危机。
施特劳斯以古代思想家的视角透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揭示马氏思想中常人难以发现的隐秘主题,但此种研究方法全然拒绝与当代马基雅维里研究者对话。作为一本研究马基雅维里的专著,该书对于马基雅维里研究文献极少提及。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更公开诋毁那些在马基雅维里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意大利学者们不过是以历史的手法表达对马基雅维里的狂热崇拜而已。这种态度不仅展示了施氏及其学派所特有的道德与智识优越感,而且也阻碍了施氏以一种历史的、全面的方式展示马基雅维里学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其结果是,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变成施氏自己逻辑的又一次图解。惟其如此,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克里克(Bernard Crick)断言,施特劳斯的著作作为理解施氏思想的重要文献是不可或缺的,但作为研究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显然偏狭得多、单薄得多。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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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本事件背后的逻辑轨迹
南方周末 2004…05…20 11:53:43
铁本事件背后的中国大势,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十年前的那次经济“软着陆”,而杀鸡儆猴、敲山震虎的作法,与中国现有的中央-地方行政权力架构不无关系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实习生 常楠溪
铁本神话破灭
5月12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的最后一天。在都柏林华侨商界见面会上,温家宝幽默地谈及国内宏观调控局势:“我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采访的第二天,铁矿的期货指数下降了,中国的钢材价格也回落到去年10月的水平。有人为此开玩笑说,这是‘温氏效应’。”
访欧之前,温家宝分别接受了德、意、法、爱四国媒体的采访,其中与路透社总编林尼班克的对话最为引人关注。香港选举、朝核问题、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货币政策……4月28日,有备而来的林尼班克,一边喝着中国绿茶,一边向上任一年多的总理抛出一个个热点和敏感话题。
当谈到近来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时,温家宝沉吟片刻后作答:“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经济运行当中确实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建设规模过大;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紧;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
他为此开出“药方”:对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可采取控制货币及贷款,严格土地管理,整顿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节约资源等措施来协调、解决。
也就在当天,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为这次谈话作了一个及时的注脚: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严肃处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涉及的有关责任人。
铁本被清理的消息成为次日各大媒体的头条。占地6541亩,预计总投资105。9亿元人民币,设计年产钢铁840万吨———建中国最大民营钢铁厂的神话破灭了。
更让人忧虑的是铁本事件留下的残局:中行、建行、农行等六家金融机构合计授信43。39亿元,其中25亿多银行贷款已变成砖瓦高炉;被占用的耕地无法复耕,4000多名被拆迁农民仍流离失所;参加项目建设的6000多工人面临失业,工资无法保障。
代价如此惨痛。对于此事的处理,高层采取了罕见的“铁腕”手段。不但铁本公司的有关人员被拘留,8名政府要员更被严厉查处,其中包括常州市市委书记。在通常由地方行政首长担负责任的背景下,对地方党委一把手的查处,显示出了铁本事件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这层含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得到了彰显:“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它的现实基础来源于高层对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华尔街日报》日前透露说,中国的贷款额一直迅速膨胀,有可能引发物价增长、坏账激增。中国政府公布的4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8%,创七年来最大涨幅。“中国领导人如今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引导中国过热的经济成功实现软著陆。”这家报纸说,“一旦成功,将成为一项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
5月2日的《纽约时报》的标题更意味深长:《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Let Us Pray)。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将会影响到美国。
铁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撞上“枪口”的。
中央—地方关系下的宏观调控
今年“五一”节,浙江慈溪市观海卫镇中学初三一名学生给国家发改委打电话,告诉值班人员自己做作业没有电,爸妈给他买了一盏充电的电灯,但是没有时间充电,因为当地每月只供电十天。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说,听到这个很吃惊,“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我很惭愧”。
能源紧缺已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这背后,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和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产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它们超常规发展,进一步引发能源危机。据预测,按目前在建项目测算,中国钢产量在明年将超过4亿吨,而预计需求量到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电解铝在一年后预计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当学术界还在为是否过热争论时,发改委就已从去年6月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今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来为其降温。
然而,铁本在此时却顶风上马,从最初规划的年产200万吨宽厚板项目,逐步扩大到84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圈地近万亩,注册资金近3亿多的企业,居然撬动了40多亿的银行授信,且整个项目建下来,需要资金逾百亿。
舆论分析认为,中央严厉查处铁本,是为收到“一石三鸟”之效:遏制屡禁不止的重复建设之风;杀鸡儆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制止泛滥的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
去年以来,中央采用诸多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然而一些地方却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2003年GDP超常增长,今年第一季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再创53%的新高,且地方项目投资增速数倍于中央,就证明了这种调控方式的乏力。有评论认为,铁本祭旗,敲山震虎,中央政府直接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是当前形势下无奈且有效的举措。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说,铁本事件也彰显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当前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之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令不畅,权威遭到挑战,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究其原因,分利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能力,使地方政府更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存在,而发展一方经济的急迫性,加之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观,使得地方的利益冲动前所未有地高涨。官员选拔任命,成了中央对地方惟一有效的约束手段。但无疑,这种单一的调控手段作用有限。
铁本事件,明晰凸显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国务院处理铁本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措辞严厉地指出,铁本事件是一些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结果,要“严肃党纪”,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
之前的亚洲博鳌论坛上,胡锦涛总书记坦言,可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强调控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