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运营费＋车船使用税＋长沙市路桥年票每月200元、保险费每月750元、地税＋工商税每月500元，还有过路费、油耗等等。这些费用事实上已超过一辆5吨不超载货车的收入。而且这些费用中尚未计入驾驶员的工资及车辆折旧费用，不超载同样亏本。不超不赚，少超少赚，多超多赚，已是运输业的铁律。正是如此铁律，使得超载屡禁不止，使得超载和反超载的“猫鼠大战”不断升级。

　　超载的终极责任并不在超载者，这一点其实早就是众所周知。四川交警总队通过调查发现，超载难以治愈，源于不合理收费多、运力过剩、大吨小标等原因，不合理收费则是驾驶员反映最强烈的主要原因。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就曾为此大发脾气，公开叱责：“有的机关领导指导思想出现偏差，错误地把交警部门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一些地方的交警部门更是层层加码，加大罚没指标。”把交警部门当摇钱树，实则是把运输业当摇钱树，此类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加剧了运输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运输业的利润空间，使正常运营根本无利可图。超载之如春风野火，也就是大势所趋，哪里是一部法规、几个救火队般的职能部门所能禁绝的。

　　不合理收费是十车九超的主要原因，但仍然不是终极原因。不合理收费只是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真相，则是行政成本的急剧攀升———全国各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增速最猛，“九五”比“八五”增长了266％，以至当下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为全球之冠，已成不刊之论。这里说的还只是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更是天文数字，无从统计。由此产生的税费不能不登峰造极，而构成中国企业的巨大包袱，运输业不过是负荷过多的行业之一，其他如建筑业、服务业等等，概莫能外。就连本来属于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也难以幸免，而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摇钱树；甚至本应与赚钱绝缘的国家暴力机器，也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赚钱机器，“教授嫖娼”、“医生嫖娼”的血腥闹剧，随之联翩上演。换言之，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秩序———它必然转化为企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企业的平均利润；通过守法运营赢利以维持企业生存的初衷因此往往化为泡影，这种情况下，企业当然只能铤而走险，通过非法运营的手段博取额外利润，非法生存于是蔚然成风，而衍为中国企业的普遍生存状态。运输业十车九超，乃荦荦大端而已，它在本质上不过是运输从业者以生命为赌注，博取眼下的侥幸生存。用历史学者吴思创造的词汇来概括，超载博取的只是“血酬”。虽然于法不容，于情于理却难以厚非。

　　行政成本奇高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至此昭然。但这还不是行政成本奇高惟一的负面作用。须知，行政成本奇高所抬升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营商成本，它尤其抬升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从而扰乱人心，毒化我们民族的精神。人心都有善恶两面。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扬善惩恶的社会。扬善惩恶固然需要通过“灵”的层面，即通过教化来引领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物”的层面，即通过利益调节机制来奖励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人都需要尊严，需要荣誉，如果良知的成本比较小，道德的风险比较小，人们通过守法经营、诚实劳动就能得到正常回报，就能维持基本生存，就很少有人愿意牺牲尊严和荣誉去谋求非分所得，也就很少有人愿意突破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但如果良知的成本过高，固守良知往往意味着失败；道德的风险太大，坚持道德往往意味着困苦，这样的良知和道德未免不近人情。毕竟，只问对错、不计利害的超凡脱俗之辈只是凤毛麟角，趋利避害乃常人理性。良知和道德必须符合趋利避害之常人理性，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可能化为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常人理性的良知和道德往往是世俗的，换言之，良知和道德的背后，要有相应的利益支撑：但凡守住了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个人利益就有基本的保障；公民只要奉公守法，就可以安居乐业。必须具备这样正常的报应机制，才可能人争趋善而天下太平。

　　这就是说，良知的成本主要是利益成本，道德的风险主要是利益风险。要降低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主要路径就是让良知和道德充分包容个人利益。仍以运输从业者为例。如果法定每车五吨载重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只占到一两吨，他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负担，他就乐于听从良知和道德的约束，尽可能不超载。如果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占到三吨，他大致还能接受；如果占到四吨，他就要感到痛苦了；而如果占满了五吨，他就只好通过超载来为自己的生存奋斗，而超载则无疑以戕害自己的身心健康、透支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时对他来说，所谓国家利益、所谓社会利益，进而所谓良知、所谓道德，当然是与他的生存需要冲突的，当然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良知因此需要边界、道德因此需要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假若良知和道德不能安守本分，与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平共处，而是动辄越界侵蚀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危及个人生存，必然的结局就是一场混战———它使良知未泯之人去对抗良知，使他们因此而陷于矛盾、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使本来就是非不清之人在麻木中陷得更深，更难有清醒之日；尤其可怕的是，它给本来就是不法之徒的少数恶棍增加了挑战法律和良知的借口，并为他们挑战法律和良知的行径增加了同伴，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对社会的危害因此会被放大到最大限度。如此扬恶抑善，必然加剧时世的混沌和人心的堕落。

　　这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顶用。假若超载蔓延为运输业的集体行为，假若收红包蔓延为医疗界的集体行为，假若敲诈学生蔓延为教育界的集体行为，假若被告原告两头吃蔓延为司法界的集体行为，假若几乎每一个职业都丧失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丧失了自己的职业尊严，这时最需要追究的显然不再是从业者的素质问题，而应该是我们的利益调节机制、我们的善恶报应机制。不图此谋，而仅仅颁布几个规章，仅仅加强监管，又有多少意义呢？用十个指头对付寥寥几个跳蚤，可以很从容。以十个指头对付十来个跳蚤，也还勉强胜任，但假若用十个指头对付成千上万只跳蚤呢？报应机制的错乱驱使绝大多数行业走上非法生存之途，驱使绝大多数人走上非法生存之途。这等于是动员整个市场的力量来对抗监管，等于是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对抗监管，等于制造成千上万只跳蚤，岂有获胜之望？

　　总之，高居全球第一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营商成本，导致企业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而且尤其加大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良知太重，道德太重，以至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负荷能力，导致大多数人精神上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这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焦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良知减负，为道德减负，已是当下中国的燃眉之急。推源溯始，这应该从削减当下中国的行政成本入手。其实，中国的行政成本原本不必这么高，假若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比较精确的定义，而令强势集团的个别利益难搭便车。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在本文的论列范畴了。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误读的杰作”？　
　



　　南方周末　　　2004…05…13　12：24：09　

　　□李强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列维·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25。00元

　　一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世界舆论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广泛关注，而被视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施特劳斯也因此声名远播。围绕施特劳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以至于有的论者将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之争列入2003年西方知识界十大重要事件之中。

　　不过，早在施氏的名字因伊拉克战争而备受争议之前，施氏的著作就引起中国学术界关注。近年来，施氏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先后被移译为中文。最近，施氏晚年著作《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也翻译出版。该书是施特劳斯颇为得意之作，被施氏弟子视为最能代表乃师思想的成熟作品，是被马基雅维里研究界忽视甚至“误读的杰作”。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巨匠，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李维史论》）等名著而闻名遐迩。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据以赛亚·伯林统计，在四百多年中，马基雅维里至少获得二十多种头衔，诸如“恶魔”、“强权政治的维护者”、“失意的官场政客”、“共和主义的理论家”、“唯科学主义者”等。惟其如此，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感慨马基雅维里是“或许永远解不开的谜”。

　　不过，撇开关于马基雅维里争议的种种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可见的主线。其一是将马基雅维里视为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政治家，将其指斥为“罪恶的导师”；其二是将他看成一名热诚的爱国者与共和主义的伟大讴歌者。

　　这两种评价都有充足的依据。“恶魔说”可以从马氏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左·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对马氏的解读。不少人倾向于将马氏置于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去理解。他们强调《李维史论》中表达的对罗马共和主义的讴歌，注意到《佛罗伦萨史》流露的对共和主义在现实中的无奈。他们宁愿将《君主论》中的权术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共和主义者面对无奈的“命运”所作的无奈的选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这种观点表达无遗。他写道：“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稍后英国内战时期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哈林顿在《大洋国》里，更认为马基雅维里对于“古代经纶之道”充满了共和主义的真知灼见。

　　如果用施特劳斯的说法来表述的话，前一种观点是所谓的“老派”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新派”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在20世纪之前占主导地位，后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