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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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教授指出，这只是在儿童中的发病数字。因为以前的残疾人调查从来没有把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加上对孤独症的认识不足，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来就没有被检测出来，几十年累积下来，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成年。但是孤独症并不会因为患者渐渐长大而痊愈，多数人要延续终身。究竟有多少成年孤独症患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们一般被当作精神分裂或者智障对待。
杨晓玲说，中国有3亿儿童，但从事儿童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却不到100人，也就是说100人在照顾着3亿儿童的精神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科的的医生来说，一个上午看6个病人就已经很多了，但是这速度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收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医生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科室也就自生自灭了。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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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晓光现象”喝彩
南方周末 2004…03…04 15：30：34
方舟评论
□刘山鹰
浙江省义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近来成为“两会”前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自费8000元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征求议案，倾听民声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她还出资建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聘请5位专家作为智囊，帮自己出谋划策，征集民意。
在她之后，人们听到和看到更多的人大代表通过类似的方式征求意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周晓光现象”。有媒体认为，“周晓光现象”是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凸显民主思维的好办法”。
可以说，“周晓光现象”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一起，成为2004年春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的事情。
笔者也为周晓光们喝彩，首先为他们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喝彩。
周晓光虽然是2003年才当上人大代表，距今不过只有一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但是，周早在1998年就当选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金华市人大代表，应该说在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管是收集民情，体察民意，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议案，都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可周晓光为什么在今年全国人大召开之前，自费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公开征集议案呢？周的回答是：“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和广度。”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周不愧是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
笔者为周晓光喝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她为了解民意，不惜自掏腰包。周晓光之所以能通过电视广告征集议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她作为民营企业家，有能力自掏腰包。此外，周晓光为了弥补自己精力、经验的不足，还出资50万作为自己“人大代表联系点办公室”的运行费用，并聘请了几位专家提供帮助。
像周晓光这样的代表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付出了这么大的心力乃至财力，那么其他代表怎样获得真实的情况呢？在目前，人大代表可通过集体专题调研等方式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这种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其运作也有时间、经费等相关条件的保障。但个别进行则会有一些问题。南京三乐集团电子研究所设计师汪春耘，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她认为自己是南京市最基层的代表。今年，她想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建议，但让她尴尬的是，要提出这方面的建议，需要的是广泛的调研，可她却几乎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工厂或是公司的职工接触。
“周晓光现象”可喜之处就在于，人大代表越来越注意与其所代表的区域和人群展开有意义的互动，只是，周晓光的作为在某些方面难以复制和推广。人大代表的调研活动需要经费的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大代表要进行独立的调研，很难从体制内的渠道获得经费支持。当汪春耘，而不是周晓光，想要从事独立的调研时，由于不可能像周那样自掏腰包，她最好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不是汪春耘的责任。当一个人大代表为了公益而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却需要自己解决经费时，一定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一种模式能让汪春耘这样最基层的代表都能自如地进行调研时，它便是可以推广的。
因此，从周晓光们的“别出心裁”和汪春耘的“尴尬”中，我们也看到了现有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改进和完善的必要性。在人大会议上，汪春耘当然可以表达观点和利益，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最根本的是没有经费的支撑，难以完成深入的调研，便没有充分的论据，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论证，也就难以去完成一个完整的意见表达链条。
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善人大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机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逐步推广人大代表专职化，至少给这些人大代表配备个人助理，并从体制内解决这部分代表的活动经费，使之更好地行使代表的职责，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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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解放男人”
南方周末 2004…03…04 16：17：26
□蓝怀恩
中国妇女解放走了半个世纪，一径被视为“汉子”的北方老爷们儿有感道：“谁来拯救中国男人？”
“拯救”或许太严重，却意味着男人心路历程的不堪负荷，面对新旧世纪蕴积而成的强大“女力”（女人的力量），“田力”（男）人非但已毫无传统“英雄有用武之地”的男性优势，渐被蚕食的男性社会角色空间，也反挫男人的“父权位置”，所以今年妇女节，我们是否可以谈谈“解放男人”呢？
解放男人，无论在中西方的发展路径如何，大多有异曲同工的样貌，也就是男人开始感受到强者面具的负担，以及试着想放下莫须有的男性尊严，回归以人为本可强可弱、可成可败的自然状态。
男人都怕对号入座
然而，要男人主动大张旗鼓地开启一种公众诉求或改革运动，是不大可能的，美国从1970年代展开的男性运动，固然是针对高涨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提出反思或反制，但也都仅仅存在于如学术界或宗教界等的范畴内论述而已，极少真正付诸行动，成为社会主流议题。
原因无他，这些由各路男性主导的男性运动派别者，谁也不想让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与还普遍被同情的“女性＝弱者”生态对立的“打手”，此其一也；再者，主其事者纵有满腹理论和研究成果，也不愿意自己被误认是男性弱者而跳出来向社会讨公道的，所以有关男性议题，在整个言论市场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更妙的是，当我这个研究男性文化的女作家，对一群台湾男性精英，讲述一般上海男人爱家顾家和不暴力的性别文化特质时，有位颇富人文素养的知名男作家当场质问我“是否企图阴柔化男人？”
男人面对的处境
到底有哪些真实处境呢？信手拈来列举几项：
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两倍，但男人自杀身亡者是女人的三倍；40岁以上男性性功能障碍者达五成以上，且有不断攀升之势；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成立之离婚案中，近八成由女性主动提出（美国2000年）；女硕士是男生的1。38倍（英国）；每天有100个男人因监护权判决而与孩子分开（墨西哥2003年）。当然，还有更多隐而未现或难以量化的数据和趋势现象。
正由于男性处境问题始终隐含在个人事件中，等发酵成熟时，往往已经化为社会新闻版面上一桩桩的惨剧，大家也就带着幽微心情，日复一日变得麻木不仁：“只要不发生在我家就没关系”。
女人的心态又如何？
不幸的是，尤其在东方社会，过去女性大多处于父权宰制的第二性角色位置上，一部部妇女运动血泪史，让很多女人没有情绪回头看也是男权社会受害者的男人同样已经伤痕累累，包括，尽管中国妇女在近50年虽未感受到直接的压迫，但两性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尊卑、强弱关系依旧存在。
就拿现今面临的“赶女人回家”，把工作机会让给男人的呼声，势必会冲击到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致命点———女性经济自主的问题，特别在女人已经尝过“独立”的滋味后，再要她们走“女主内”的回头路，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此，眼下指望女人放下不平的情绪，试着理解男人的处境，确实不太容易，就像我偶尔会遭遇到的状况：“你做‘男性关怀’工作？管他们臭男人干啥？”虽然如此，前后七八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告诉我，男性角色处境的觉知和省思关键，最终还是得靠女人激活。
女人新平权与旧特权的省思问题是，女人在争取女性应有权益的同时，能够也反省自己是否还紧抓着旧特权不放呢？因为这些都是男人的压力源哪！
曾将美国男性运动区分为六大派别的David Throop在1996年，把男性议题整理出7大类和70多个子项，其中包括不平等的负担如男人约会请客和离婚赡养费，还有不平等的判决如儿女监护权、探视权，以及男人对生育控制与堕胎的同意权等等，都意味着妇女运动为女性挣来的性别人权，曾几何时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要女性自己良心发现不容易，因为女人过去享有的弱势者福利，若非靠法律予以规范，既得利益者是永远不会自省的。
而男人又没有像样组织或社会资源足以观照这个问题，适且男性文化的惯性之一是“和女人斤斤计较有损男性尊严”，于是女人反而双重享有旧特权和新平权。
譬如，一个亿万富翁的征婚启事，让上万个年轻女孩不顾“无性经验”的开倒车条件而趋之若鹜，就多少可以看到光这“一高”（遑论三高呢！）已经打击到亿万个男人了；而“女白领金老公”一书的受欢迎，也道出女人时至今日还在找比她更强的男人；看到男人流露人性的哭泣或工作安于现状，就丢下一句“没出息”；那些多承担些家务或表现比较细腻的男人，则被称作“小男人”。
谁来“解放男人”呢？
一如前述，男性社会没有任何足以激活男性自觉甚至男性成长的机制，就算走过30多年男性运动史的美国，也多停留在史观和社会学研究范围内，一般可看到的男性成长小团体，则大多以治疗酒瘾或毒瘾为主，彼此处境相同，没有面子问题，也才比较容易打开心扉、相濡以沫，这和一般女性之间频繁互动是大大不同的。
至此可以想见，覆盖在男人社群中的种种行为现象，只有女人以曾为受害者的同理心加以理解，才能松绑桎梏了几千年的男性社群文化。“共犯结构”可能是女人不太爱听的语汇，但在女性主义论述里面都不讳言，男性也是父权体制下的牺牲品，如此倒过来推演，反正有犯行就有罪嫌，是男是女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