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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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车时，母亲便和父亲坐到了一起。父亲说，送我一张照片吧。于是，母亲便拿出了这张摄于两年前，也就是她19岁时的照片。母亲自己最喜欢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彩色摄影，母亲便将照片涂上鲜艳的色彩。照片上母亲的衣领仍是翻出在外的，这是她一贯的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在北京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铅笔画，正是父亲临摹的这张照片，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1日。母亲很快又回了长春，我想父亲一个人在京的很多日子便是伴随着这张照片度过的。
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这张拍于1954年的照片，是因为前排中间的那位苏联专家要回国了，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为他送别，合影留念。
照片中惟一的女性便是我的母亲，她毕业后刚刚分配到位于黑龙江的富拉尔基电厂建设工地。这个电厂是苏联援建的，是新中国第一个高温高压电厂，当时全国的热电技术人员都集中到这里学习，这里也云集了一批优秀的苏联技术人员。
母亲这一年刚分配到电厂，大家都吃住在工地，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不计个人得失、报酬地工作着。前排右侧那位年轻人，便是电厂的总工程师，当时年仅29岁。事实上，电厂所有的中国技术人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29岁的总工已经算得“老知识分子”了。在那段岁月里，中苏技术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几年后，中苏危机发生，合同撤毁了，专家撤走了。但是，两国人民在共同合作期间建立起来的了解、友情是不可能抹灭的。
“文革”期间，反苏最盛那几年，这样的照片属于应当销毁之列，但母亲还是将它保存到了今天，于是便成为中苏人们友好合作的历史见证。
父母的结婚照
1957年，我的父母都调到了位于长春市的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1957年11月23日，这对恋人正式登记结婚。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因为没有钱。我的父母到沈阳大姨家住了两天，回来告诉同事：旅游结婚了。
随后便是将两间宿舍里的东西合到一间宿舍里，只是几块床板，几件衣服，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自己便搬了。没有添任何新家当。母亲觉得应该添两床被，当时我的外祖母有两床锻子面的棉被在当铺里，母亲便用自己积攒的二十元钱赎了回来。
父母是从事水电专业的，当时国家的水电项目上了很多，苏联也提供了大量援助。年轻的父母决定暂时不要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是那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父母当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取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父亲还出版了一本专业小册子。几十年后，母亲成为她那个领域中国内重要的专家，她说，基础都是在当年打牢的。姐姐和我都是在父母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决定生育的，姐姐生于1961年，我生于1968年，前者是三年困难时期，后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
因为忙于工作，新婚的父母甚至没有时间去拍一张结婚照。直到转年，也就是1958年的夏天，父母才补拍了他们的婚照。没有拖地的婚纱礼服，也没有成套的系列照片，只有这一张看不出特别之处的普通黑白照片。然而，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当时的精神是饱满的，心情是愉快的，对前途是充满了乐观精神的。虽然父亲已经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一些冲击，但远未能影响他的生活激情。
照片上，父亲穿的衬衣是伯父穿瘦了送给他的，母亲穿的花衬衣是外祖母穿了几十年的，母亲裁剪重做的。我的外祖父解放前是沈阳的一位银行家、教育家，他不会想到，自己不经意间为太太买的一件衬衣，几十年后会裁改了成为女儿拍结婚照时的“礼服”。
父母显然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放大了挂在墙上，还洗印了寄给我的祖母。祖母长年一个人生活在另一座城市，思念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她拿着这张照片的底片到照相馆放大，但是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说：照片上的女人烫了头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上级规定不许冲洗这样的照片。祖母一再央求，照相馆最后妥协了，冲扩也行，但是要把母亲的身影裁去，也就是说，只能洗印父亲那一半。我的祖母答应了。直到祖母去世，她的相册里都一直保存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半是父亲，另一半是白色的暗影。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根本没有烫发，只是头发素质好，洗后一梳，便成了照片上的样子。
被镶入父亲“骨灰盒”的照片
我的父亲是1971年不堪“文革”的政治迫害而自杀的，他的父亲是当时台湾国民党的高级政府官员，他自己是“臭老九”，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能够过得好才怪呢！
父亲是跳进炼钢厂的炼钢炉里自杀的。今天，每逢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炼钢炉出钢水的镜头都会一颤。一个人选择这种绝然的死亡方式，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刚烈的人，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绝望到怎样的程度。
父亲自杀那年，我三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断在追索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1998年夏天，我送享年90岁，刚刚病故的祖母的骨灰回祖籍，想也为父亲立一个坟。姐姐找出这张照片给我，我拿着它去翻拍。
我注意到，照片的后面写着：“给妻子，63年9月9日。63年8月影。”1963年，我的父亲正好30岁，父母结婚六年了，我的姐姐两岁了，而从题词便可以看出父母间的爱情。一个男人在结婚6年之后，还会将自己的照片题赠给妻子，在今天的生活中可能很少见了。
还是那天去翻拍时，摄影屋的人说，翻拍效果不好，不如重新拍一张。我说，人已经不在了。摄影师一愣，不自禁地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呢！”当时，我眼眶骤然一热，强忍着走出摄影屋，才让泪水喷涌而出。
父亲的这张照片，翻拍后被镶进了骨灰盒上，而骨灰盒的里面，放的是他当年读的一本书。父亲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骨灰，只留下我们对他的思念与爱，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愤恨。
第三编 体验我的第一张照片
我出生于1968年4月10日，这张照片拍于当年的秋冬季节，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贫穷的父母自然是买不起相机的，又想给儿子留下最初的形象，便只能去借相机。知识分子向别人张口借东西，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情，所以总是当天借当天还。买一卷12张的黑白胶卷，自己拍几张，还给相机的主人留下几张，作为一种报偿。
这张照片取景于我家最“豪华”的家俱：一只旧木箱。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已经结婚10多年了。他们都是当时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的专业人员，住在设计院的职业宿舍楼里。直到我六七岁记事的时候，家里用的还都是设计院借的床和桌子，上面盖着设计院的固定资产章。照片上的箱子是父母第一次花钱填置家具，于1966年，也就是他们婚后第8年花28元买回来的，当时算是天价。在这个箱子到来之前，所有的被褥、衣物都是用布包好，平面摊摆在床上或桌子上的。
而我家的所谓“床”，只是两条长板凳，中间架上几块木板，再铺上草垫上。夏天，草垫子里总会长出很多臭虫。1977年，母亲调工作到天津，设计院将我家长期借的几块木板给了母亲，让我们兴高彩烈，到天津后又搭成床用了四五年。
我坐的那个竹椅，是父母花钱买的第二件家具。那是我出生之后，父亲从旧货市场花三元钱买回来的，前面有一个可以自由装卸的横杆，正好可以将我拦坐在里面。30年后的今天，我的儿子使用的近似结构的“好孩子”牌餐桌，售价300元。
我曾问母亲，当时是否觉得清贫，困窘于贫穷。母亲说，绝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时人们对于物质的概念很模糊，一心想着建设国家，或者是闹革命，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多赚些钱，买几件高档家具。
30年过来了，我们获得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惟一的全家福
这张照片拍于1970年5月1日，我两岁，姐姐8岁半。
我们家住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而拍这张照片的“东方红摄影社”位于繁华的长江道上，爸爸妈妈之所以决定去那里拍照，是因为摄影社的对面便是长春最大的公园——胜利公园。拍完全家福后，一家人可以去逛公园。
从住处到摄影社，坐公共汽车有五站地。妈妈抱着我、领着姐姐坐汽车，爸爸骑自行车。爸爸之所以骑车去，是为了下车后可以一前一后驮着我和姐姐，免得我们太累。爸爸一直跟在汽车的后面骑，不断向车里的我们摆摆手，每到一站，还隔着窗户逗我笑。
就这样，我们有了这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去。像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生活得很艰辛，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但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的向往，尽可能在抑郁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快乐，所以才会有这全家福与其后的游园。母亲回忆说，当年逢到周日，一家人总要争取下一次馆子，花两三元钱“豪华”地吃一顿。
照相的时候，总是要强挤出一些笑容。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真正快乐地笑着的是我的姐姐，而年幼的我恐怕是被逗来逗去也逗不出笑容的。妈妈的笑是淡淡的，掩盖不住那份憔悴与忧伤，相比于她三十五岁的年龄显得过于苍老了。
父亲的眼睛亮亮的，直视前方。他的耿直、刚强，都清楚地写在脸上。从1956年开始，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对父亲网开一面。一个人的精神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在拍这照片后不到一年，1971年3月19日，我的父亲方正伟不堪忍受极左思潮下长年对他的折磨，跳进炼钢厂的钢炉里自杀了。
照片下角有“东方红摄影社”的字眼，那个年代“东方红”是最常见的招牌，我家住的居民区也被称为“东方红公社”。
惟一的全家福，让我们永远记住一段历史。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对于个人尊严与权利最惨烈、影响人数最多的两次践踏，其一是“二大战”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其二便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史料记载，至少有一亿中国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的伤害。
爸爸最后为我拍照
我早年的相片中，只有这两张是在真正地笑。一张蹲在地上小便，对着镜头咧嘴大笑；另一张将板凳举到头顶上，笑着向镜头走来。显然，那个躲在镜头后面的人正在逗我笑，我和他的关系很亲热。可以想到，他也正在看着我笑。
这个拍照的人，便是我的父亲。
当时笑着的我哪里会想到，也许仅仅是几天之后，我便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父亲可能同样不会想到，他将在几天之后以那种绝对惨烈得让闻者无不动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清楚的是，十多年了，从1956年开始他便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