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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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位置的价值在于：你这一生是否活得有自己的意义，是否空走一趟，是否在重复、复制别人。至少，这种人生的独特意义感支配着我的全部生活。否则，我知道自己将毁灭于对死亡的恐惧。
我需要赋给自己的人生以意义，这意义将是：我做了这份事情，这是只有我能为现在的社会与未来的人类做的。我应该自信：我所选择的工作将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且可以做得相当好。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份自信与向往，哪里还能真的做成呢？又哪里还能获得生命的独特意义呢？又哪里能够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无愧无憾呢？
但人们往往会发现，所有的位置都让别人占满了，你似乎已经无事可做了。
同样是做学问。人类在智慧的田园耕作到今天，已经没有容个人栽种大树的土地了，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在前辈大师的大树上发展自己了。而个人一生的努力，在这个信息的时代里也不再可能成为一棵大枝，甚至不可能成为大枝上的小枝，更甚于，如果你能够为自己所投入的某个学术领域，倾终生精力而增加一枚叶子，你便已经是天才、大师了。但往往是，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一点养分，或者叶子的一个植物细胞。这是人类的幸运，却是学者个人的不幸。谁让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呢？
巴尔扎克那样的大师不可能有了，弗洛伊德也不可能有了，即使有爱迪生、爱因斯坦的克隆人传世，也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了。这不是个体的问题，社会已经进入到整体大步前进的阶段。
这绝对是一件相当令人痛苦的事情。
一个将生命意义视为对人类有独到贡献的人，更将为此痛苦不堪。
另一层更大的痛苦则是，人到三十，我渐渐看清自己潜能的局限，难以再生活于自恋的氛围中，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并未受天地的特别惠顾。
十六七岁的时候，告诉自己一定要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大师；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梦想着获诺贝尔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告诉自己至少要被写进中国的精装史。到了三十岁，已经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钱了，虽然还会不断努力，但也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于是便想，这一生就认认真真地作一个中国的小作家吧，只是，要做得有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自己独特的位置与独特的贡献。
自幼痴迷文学，现在清楚，以自己的性情与心绪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了；近年对学术推崇与着迷，又使我曾怀过一个学者的梦想。但是，知道以自己的年龄，和自己的底子，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大学者了。继续写作驾轻就熟的纪实？可能会有一些名利，但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也无法彻底施展自己的才能。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也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孔夫子的一句“三十而立”，使中国男人背上了一个西洋人不必背的心理包袱，三十岁前后出现心理问题的男性患者增多，我也做过到处找朋友倾诉以寻求解脱的事情。
与一位作学问的朋友谈自己的苦恼，朋友说，你不是一直在做着一件独特的事情吗？通过作品对大众进行两性新观念的引导，嫁接学术与大众？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作家，而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了。不久又接到一位学者的信：中国最缺少学者型的作家，你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意义的。
于是开朗了许多。我对学术成果多领域、多学科的涉猎，加上通俗写作的基础，二者的结合，不正可以为最广大的读者展开一扇新的窗户吗？
找到自己的位置后，仍然时常感到不满意，特别是看着前辈大师们的精彩著作，怎能不幻想自己也写出这样一本呢？但又一想，自己只有现在这点能力，孙犁先生曾说，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买卖吧。
写了大量两性问题的文章，几乎每天都会有读者来信，看到许多人因为读自己的文字而走出困境，获得一种更自由、更本真、更自然的人生状态，便很欣慰，这也许就是我此生的位置了：帮一些现世的读者。
有时又想，如果真能帮一个人摆脱文化的重扼，获得本真的人生，岂不是相当于超度了这个人吗？这样一个个超度下去，岂不是积了很大的德吗？此生积德太多，来生成为大师，被写进人类的精装史，也未尝可知呢。
寻找位置，归根到底是在寻找意义。获得了意义的人生，也许会淡漠死亡。
因为有死亡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想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
（北京话题之十）自由的人
第二次失业，我称自己为“下岗男士”。
屈指一算，在那家刊物竟做了17个月！虽然其间几次改变合作方式，由最初享受种种“保障”与福利的员工自愿改为每周去一天的兼职关系，但最后，连这松散的兼职也维持不下去了，又复归天马行空的自由人。北京是中国自由撰稿人最为集中的城市。
记得几年前，递印有“自由撰稿人”的名片给一位外国记者，他说，这是在中国接到的第二张注明“自由”的名片，第一张来自那个特殊的夏天，一位大学生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自由的人”。
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伊夫君曾说，我们都是野生动物，注定不能被圈养。他果然一再拒绝圈养。我没有他那样的写作收入，便不得不到野林子外面，享受一下动物保护主义者提供的食物。但是，如果要为之付出自由的代价，我是宁可挨饿的。
最渴望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我所认识的自由撰稿人，多为出类拔萃者，之所以选择自由职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个性太强，难以受条条框框的管束。自然，对写作的热爱，是先决条件。
鱼龙混杂，有因为伸张正义而受到毒打、拘禁的自由撰稿人，也有向被采访者索取金钱，操纵舆论，受到法律指控的自由撰稿人，甚至还有专抄他人文章的“自由撰稿人”。
一九九六年初，和几位朋友一同策划了一套“自由撰稿人丛书”，中国最优秀的自由撰稿人的作品结集，但终因为文章都太散乱，最终被出版社拒绝。
中国的传媒普遍为媚俗的大众文化，这局限了自由撰稿人的成长。但是，有责任感的自由撰稿人应该自觉地成为一种力量，去影响传媒的走势。自由撰稿人需要发表自由的声音，做正义的发言。重要的是，我们摆脱了体制的奴役，不能再成为金钱的奴役。但这无疑是一种理想，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惟利是图的时代。自由撰稿人的撰稿，以稿酬为取向者，占绝大多数。我承认人对生存质量的追求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人类的进步往往由理想主义者推动。
对于很多几年前往来密切的报刊编辑，那个曾写作大量禁区题材纪实的方刚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我最活跃的自由撰稿人生涯中，从各地几十家报刊赚取稿费，连着在海内外出了14本书，找上门约稿的报刊越来越多，稿费也越涨越高。但我真的感觉很乏味了。我天性热爱挑战与超越，害怕重复。
也许正因为采访工作得到的大量感性积累，促使我转而关注理性思索。于是，从1996年起，我便完全不再写正处于热闹状态下的纪实稿件，而是进入纯学术的阅读与思考中，所作文章也多以学术基调为主，自然不适合一般的大众传媒，让前来约稿的编辑们大失所望，也使我成为月收入最低的自由撰稿人之一。坦白而言，我是极爱钱的，甚至年届三十还常做发了大财的白日梦，但是，我不可能为了钱而放弃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从天津迁居北京使我得以买到整整一书架的西方哲学、心理学、性学等多学科理论著作。两年间，我闭门读书，同时与学术界保持联系。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我进行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开始了我的工作。涉及学术的写作是冷清的，寂寞的，清贫的，我的许多新书都未能出版。
进入1998年，传媒风尚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少数可以容纳我那类理性文字了，如果说以前我是以“闯禁区”的纪实而受到关注的话，现在找我约稿的编者，都是看重了我对两性问题的独立思考。
告别昔日写纪实时的热闹生活，我在寂寞的郊外写着寂寞的书，盼着能够早一天撞到伯乐。过去的自由撰稿人队伍的形成与写作取向，以报刊的需求为导引，集中在影视圈与社会热点纪实这两个领域。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的多元化注定成为趋势，这将为各式各样自由撰稿人的涌现与生存提供可能。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由撰稿人阶群远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声音，仍是流行时尚、媚俗文化的附庸。无论我们成为大众传媚的奴隶，还是金钱与虚名的奴隶，我们便都玷污了“自由”这两个字。
自由是一种理想，一种至高无尚的境界。自由的获取与保持，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
我想，自由撰稿人的称谓应该做一次调整了，而应推崇自由作家这一名词。撰稿人，单纯的写稿者，少引申的含义；而作家，应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又绝不仅仅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持有者，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思想先锋，以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地对社会发言，引导民众的观念向前走。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不该有羁绊，所以更应该由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责无旁贷。
第二编 生命码起来的硬币
1995年最后一天，是在母亲家度过的。
母亲是位很勤奋的学者，六十多岁了，似乎更加勤勉。但每逢一家人聚在一起的假日，母亲总是全身心地休息，或是投入地玩电子游戏机，为坦克大战和超级玛丽激动万分，或是组织起四人“筑城”小组，在麻将战场认真地一决胜负。母亲常是赢家，自然兴趣盎然。我常为输家，打麻将便成为我履行孝道的一种方式。
12月31日这天晚上，我又很虔诚地在母亲的兴趣盎然中尽孝道。是否有金钱的输赢是一个微妙地影响着情绪的问题，若没有，便少了些足以使人紧张起来的感觉与情趣，若有，一家人你给我一角我还你一元，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母亲解决了这个问题，换回两百枚五角硬币，开局前，每家各分得五十枚作赌注，亦有竞争，亦有输赢，只是牌局结束之后所有的硬币又都与牌归于一处，等着下一个假日。
我在那个岁末的夜晚分得五十枚硬币，我便将这五十枚硬币码成两摞，其余人则让它们散乱地摊在面前。五角的硬币金光闪闪，于是，每个人眼前都是一片辉煌。
牌局开始之后，我一路惨败。眼看着别人面前越来越金光灿烂，我的硬币越来越少。别人摊成一堆的硬币面积越来越大，我码成两摞的硬币越来越矮，直到只余下一摞了，而那一摞也正势不可挡地矮下去……
母亲真是个聪明人，没有比每人均等发给五十枚硬币更好的比较方式，不用纸笔，也不用点数肮脏的钞票，各人的实力都摊在面前，一目了然。赢家在做着无意的炫耀，输家感受着有形的压力。那一堆堆硬币分明成了一个个光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