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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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体育运动是游戏的继续，并将对极限的挑战推到极致。跳高、跳远不断向更高的高度冲击，对手是神而不是人。赛跑的对手似乎是跑在同一个跑场里的人了，但摆在前面的世界纪录却永远有被超越的可能。拳击往往会被认为是两个人的较量，但是，正像棋类运动一样，它永远具有被超越的可能。
同时，任何一项运动，又都是人类对自身体能极限的冲击，是对人类无法改变的身体的挑战。
魔术是对蒙骗技巧极限的挑战。杂技是对人类肢体能力极限的挑战。好的杂技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人的肢体竟能被如此奇妙地加以扭曲，而人接应物体的准确性又发展到如此高超的境地，以我们的肉体凡胎实在是不敢启及的。舞蹈也是对肢体运动极限的挑战，芭蕾舞中一些传统的精彩动作成为约定俗成的喝彩对象，正因为它们在接近极限。
历险是一种形象地反映出来的极限，当世界最高峰被征服之后，还有世界最长的河流，最大的沙漠；当环球航海成为现实之后，还有环球飞行，环球骑车，环球步行，甚至热气球环球飘流。即便这些壮举可以带来众多的现实意义，它那种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意义还是显而易见被置于首位的。
人类所有的纯智力活动也无非是在挑战极限，是少年游戏的继续。科学家挑战物质世界的极限，思想家挑战精神世界的极限，而艺术家则不断把人类对世界的反映推到更深层的极限。
不论是个体的伟大，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精英，他们至多只能企及某一阶段的高峰，而不可能使自己足迹所到之处成为他人永远无法望尘的地域。即使是今天尚无人能与之并肩的某一方面的顶尖人物，谁又能保证明天不被人超越呢？事实上，每个学者的工作目标，都是超越走在他前面的其它学者，正惟此，学者才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总会有无法超越的东西等在前面，绝对的极限是不存在的，就像谁也无法说出无限大的数字和无限小的数字是多少一样。于是，人类为之努力的极限便是一种无限，正因此，人类的努力也是无限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山峰，只有一条河流，只有一种行驶方式，那么人类在完全征服之后又该做什么呢？
询问人类为何要挑战极限，这是一个幼稚得不需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深邃得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一位著名登山家在解释他不断向新的险峰冲击时有过一个绝对聪明的回答，他说：“因为山在那里。”山在那里，便是等着我们去登的。
如果不是有无穷尽的超越在诱导着我们，人类很可能还生活在树上呢。古猿的陆居生活便是一种对自身生存能力极限的挑战，它们竟成功地超越了树居的局限，而成为直立行走的人。
挑战极限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特有属性，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在挑战极限。换言之，拒绝挑战极限者，不该被列入人的范畴。
我们有理由感谢幼年的游戏，它是人类发明了负载自己企盼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操练，使人在幼年便适应不断挑战极限的生活，以便在成年之后将其扩展为一种生存状态。
对极限的追求，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整个世界历史，是由挑战极限构成的。
挑战极限在这里演化成一道哲学命题。
个体化的人类
请允许我们做一次最虚妄的假想，人类不是一个演绎了几百万年的物种，而仅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个体。他已走过了漫长的生命之旅，至少有二三百万年的寿命了；他身躯庞大，几乎覆盖着这个被称作地球的天体上的所有陆地；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他身上的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的过程，但作为个体的人类的寿命可能还很漫长。这个星球是他的家，大地、高山、海洋是他的房间，建筑物、铁路、汽车等等都是他家中的摆设，动物们是他的同伴，遥远的星系是别人的住宅，上面有他的邻居。
这其实又是一种很真实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可以持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自鸣得意，同时我们又必然确信，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我们每个人的确是他肌体上的一个细胞。
作为个体的人类可以看作是与地球一起产生的。低等原生生物在海洋里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可以看作人类的住宅被建造的时间，而生物繁衍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古猿一点点完善着人脑的时光，都可以看作人这个生物体的胚胎期。火被使用了，人类出生了。那以后，他又走过幼年、童年、少年、青春期、青年、壮年、中年、老年、暮年，我们无法说清自己这个细胞处于人这个生物个体的哪一个生命时期，因为每一个细胞当他存在的时候，都留下过一些自以为处于盛年的文字。而当我们掉过头看逝去的时间，总会发觉它的幼稚与不完善。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演绎成长篇巨制的个人史，而个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人类史。
如果我们考察人类这个躯体的健康状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已经很苍老了。不是吗？他曾经可以茹毛饮血，可以栖身岩洞，可以完全凭藉自身的免疫力抗拒残暴的自然界，他的生命充溢着顽强的活力。如今呢，被改造得越来越温馨的家园，被侍弄得越来越舒适的床榻，越来越完善的护养观念，越来越繁杂的药品和保健品，但是，人类的体质却越来越赢弱了，而且其衰败的趋势可曾有止歇的迹象？我们还能取胜于与野兽面对面的搏击中吗，我们还有勇气做一次群体的长途迁徒吗？
有意思的是，人类肌体的退步是与人类精神的进步同步前进的，而且都在呈加速度运作。我们不能否认，走出了愚昧和野蛮的时代，我们拥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我们自得于这种文明，我们还在进一步自觉地升华着它。
人类肌体上的每一个细胞的生命都是那样短暂，短暂到仿佛仅仅是为了填充旧细胞死亡、新细胞出生间的空档，而这种短暂并非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的存在都起着同样的“填充”作用。我们的出生便是为我们的死亡准备的，走向死亡是我们的必然归宿。我们似乎完全可以不出现了，但是，那会怎样呢？当所有的细胞都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放弃存在，便也没有了人类这个巨大的生物体。
上面的假设可能是关于人类的最大的玩笑，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类整体的怀疑之上的。但是，如果我们大胆地对这个玩笑信以为真，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便会出现另一番景色：作为人类细胞的个体的人死亡了，却又永远活着！死即是生，生即是死。我们无生无死，身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链条，我们已经融入人类这个整体的生命中。
作为一个细胞，我们担负着人类进化的重担。不论是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学说，也不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不管是种质论、突变论还是群体遗传说，亦或李森科学派和现代达尔文主义，人类所有关于进化的思想都不能排斥一个事实，再恢宏的群体的演化也是通过看似渺小的个体基因来完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间，都在成就着人类这个庞大身躯的成长使命。与所有生物体上的细胞一样，我们这些细胞也和过去及未来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我们由父母而生，正像每个新的细胞都是旧细胞分化而来，人类这个大的个体便在具体人的小的个体的不断分化、诞生中长大了，正像每个人都是由襁褓中一点点长高的。但是我们暂且置这种显而易见的生物学上的遗传于不顾，去观察更引人入胜的社会学的“遗传”吧，因为人与其它生物的不同正好取决于这后一种“遗传”，它由之变得富有强劲的思维。这种属于意识范畴的“遗传”通过不自觉地与自觉两条途径获得。
我们出生之始，尚未能自觉地去袭得什么，但属于我们的遗传此时已开始加诸于我们了。与人类整个躯体运作相符合的种种思想，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不论是否情愿，它正在向我们的头脑输送。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情结，便是一种最隐晦的输入，我们防不胜防，因为这输入甚至在弗洛伊德的梦里都能够完成。我们生为人类的一个细胞，生来就带着这些东西，也只有接受它，才能不引发机体的排斥。我们的继承中，有一些是属于肌体局部的遗传，诸如习惯、民俗、道德、常规、禁忌，等等。它们因人类肌体不同部位的运行规则决定的，我们接受它们，当它们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时，我们便成为逝去者一部分，与他们进行同样的呼吸和思想，或者可以说，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了。
每个细胞成长到一定时候，便开始自觉地从前辈细胞那里习得智慧，这就是获得社会性遗传的另一条途径，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条途径。我们阅读，我们观察，祖先的智慧摆在那里，获得多少全看个人的禀赋了。我们学习越多，便继承越多，先辈们遗下的谷穗便更多地被拾起。这时，祖先在我们身上延续了，那些已经死去的细胞在新的细胞中复活了。
我们通过两条途径连接着过去，我们便是死者。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此，人类这个个体便不会像今天这样庞大。我们走向过去的同时也在走向未来，我们与死者合一的同时也在成为未生者。
那些自觉或不自觉被我们继承的东西，作为细胞的我们之中的一些个体在长大之后开始怀疑它们、挑战它们。我们在体察无意识接受的一切是否适应自己的身体，我们阅读的同时还在思考，当我们决定抛弃、革新祖先的事物时，我们便选择了叛逆。叛逆的细胞会给人类的肌体带来短暂的不谐调，但叛逆为整个肌体提供另一种生存选择。然而，死去的细胞传下的是巨大而沉重的世界，只有少数叛逆的细胞能够挣脱出来，他们或是直接地革新人类这个肌体，或是著书立说，通过影响更多的细胞来完成同样的革新。这些挣脱出来的人在以另一种习俗代替旧的习俗，另一种道德代替旧的道德，另一种生存方式代替旧的生存方式，以一种全新的或局部新颖的标准更换过去的标准，关键的是，使这新的标准普及。于是，人类身上个体基因的变化发生了，染色体的革命发生了，进化就在其中完成并积累着。那些逃脱旧有模式的细胞是安插在人类思想里的叛逆分子，它们的形成总是以更多细胞默默的牺牲来酝酿。
我们完成了基因的革命，革命的产物又将被我们的子孙作为先辈的遗传承继，就像我们从我们的先辈那里承继遗传一样。于是，我们也在子孙的身上复活和延续，我们便是我们的子孙，子孙便是我们自己。我们又面对着新的基因选择。
但是，任何一种革新都不可能完全割裂过去，我们从先前的细胞中走出，没有它们，便没有后来者，没有过去，我们革新什么？没有先人，后人又在哪里孕育？于是，我们仍我们的祖先。我们既是我们的祖先，又是我们的子孙。祖先、我们、子孙，成为三位一体的存在。我们是活着的死者，同时也是正在胎中的未诞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