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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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作独立而自由的精灵
方刚
几年前，我便在《自由的人》中提议，严肃的自由写作者应该以“自由作家”代替“自由撰稿人”这个称谓。因为在当时，“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这种污名一方面来自自由写作者内部的一些不良分子，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无节制地疯狂地一稿多投等等，屡被曝光；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些社会保守势力，某些人听到“自由”两个字便浑身不舒服。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我的词典里，“自由”不应仅仅意味着我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不受体制束缚，它更应该意味着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精神状态，意味着思考与行动的独立性，甚至叛逆性。西方社会学定义真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他们的非组织化，既难以归属于任何一种组织规范中。
“撰稿人”这五个字给人的感觉是，更多强调一种技术层面的写作，更让人想到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作家”，则突出强调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每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都可以写一两篇稿件便自称自由撰稿人，而自由作家的头衔，则不是可以轻易搏取的。
我的朋友，最早的杰出自由撰稿人伊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天生就是野生动物，不可能被圈养。”我想，这种“野生性”，更多的是由思想与性情决定的。
虽然现在的我自豪于自己的自由作家身份，但是，最初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却是被迫的。
1995年，我已在一家报纸周末版作合同制编辑两年了，我的工作算得出色。恰在这时，我出版了一本广受争议的书，为社会弱势群体说了一些话。在今天看来，我那书中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一些。如今，中国主流媒体对那个弱势群体的声援都比我当时的声音还要响亮。但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的宣传部门领导却发话了：“我们出了那么多‘五个一工程’的好书，怎么会有人写这样一本书？这是我们城市的污点。”我所工作的那家报纸的负责人，唯上级领导的马首是瞻，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排挤出报社。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在那座城市的任何一家媒体中找到一份工作了，甚至有人劝我改行，告别文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已然被“封杀”了。
还有人劝我认真写一份检讨，或许会得到谅解。我断然地拒绝了。事实是，在写那书之前，我便清楚地知道危险所在，但我更清楚的是，自己拥有真理与正义。如果退怯，连我都会蔑视自己。
我的独立思考精神，使我仅仅比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先行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个人却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不幸。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是极勤奋的。从1995年到2002年，我在国内外出版了32本书。许多人感到奇怪：“这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以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写作班子。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像我一样努力，你也可以做到。”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便在嫉恨我，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努力，你就不会受嫉恨这种低级情感的折磨，而可以让别人也嫉恨你。”
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作用，其间，我以为性格是最重要的。
回首我做过的主题，许多都在不自觉中开了时代的先河。这绝非偶然，更不是一个“猎奇”可以解释，而完全靠着独立的思考，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对社会与人心敏锐的洞察力。比如，我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艾滋病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同性恋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变性人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男人解放的研究著作，等等。
旁观者看到的可能是我获得的名利，而我清楚地感知的，则更多是艰辛、痛楚，甚至屈辱的体验。
事实上每一个成功的自由写作者，他都有着某种独特的个人特质，都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辛，只不过外界难以获知罢了。
曾经有两年，我的书的出版严重受阻，我的手边积压的写好的书稿已达200多万字。但即使在那时，我仍在勤奋地写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云破天开，在逆境中我只需要继续不问结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1996年之前，我的写作主要是社会纪实。
在纪实文学最被看好，畅销刊物的稿酬已开到一字一元的时候，我则主动地彻底放弃了纪实文学的写作，而转到两性关系的研究与写作。这一转型使我的经济收入严重受损，有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文章发表，直到今天，我给报刊的月写作收入也仅是一些出色的纪实写手的若干分之一，甚至只是一个零头。许多人替我惋惜，因为在1995年，我的纪实发稿量在全国是排前几名的。
今天，我写一本20多万字的书的稿酬，仅仅相当于发表一篇七八千字的纪实的稿酬。我为什么要舍弃种种利益而转型呢？一个真正的自由作家总会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我也爱金钱，但金钱从来便不能左右我的生活。
其实，像我这样的自由写作者是很多的，完全为经济写作的人只是少数。内心的愉悦与成就感，是支持写作者的最大动力。
将两性关系中最前卫的学术理念以通俗的形式普及给大众，促进社会观念的进步，是我自定的使命。当我做这工作做得驾轻就熟，社会观念已有重大进步之时，我知道我又应该去准备再一次放弃，再一次涅磐。
我们总是希望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从头再来。本书中的第一篇“男女”，选自近两三年间我所写作的涉及两性关系的文字，而第二编“生命”、第三编“体验”，则选自近10年间我所写作的人生感悟类的随笔，而后者的写作仅是我写作领域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也远非我的长项。我原在此向各位业中高手就教。
方刚
北京中和家园
第一编 男女技术时代的爱情
爱在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爱情。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时代，在这个一切都快起来的技术时代，包括我们的爱情，也变成一种快节奏的，讲求技术的爱情。
技术的特点是注重功能，关心实用性。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现代人的思想也变得实用起来。正像今天的爱情注重结果，而传统的爱情注重过程一样。在技术关联的时代，人们把某件事的过程舍去，而将结果抽象出来。通过技术，人类尽力压缩过程，而尽可能地扩大效果，正如人们把求爱的过程缩短，尽快跃进到爱情的终极目标：作爱。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色：从目的或价值的逻辑向手段或效果的逻辑转移。爱被还原为非精神的东西，被缩小成性结合。
爱最高的美感价值在于罗曼蒂克，一生追求爱情的伟大思想者罗素这样理解罗曼蒂克的精髓：“被爱的对象十分难于占有，十分宝贵，因而便作出各式各样的重大努力去赢得爱恋对象的爱情。”而如今，当我们说起“我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经历”时，往往是在炫耀我们又了一次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的肉体欢情。而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呢？无疑已成为一种精神的炼狱，只有那些在求偶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才不得不继续引以为荣。
等待、思念本身的传统激情，被技术的发展剥夺得体无完肤；信件被电话替代，我们于是难以寻觅写信时脉脉的温情，更不可能捧着一页恋人的信纸浮想一个个昼夜；电脑的使用更使偶然为之的信件变得冷冰冰的，无异于一纸打印的公文；遥远的相思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最多不过是一张飞机票。
我们不可能读到真正的爱情诗了，情诗绝对是旷日持久的思念中的产物。今天被勉强归入情诗中的分行文字，已全然是性压抑中的派生物，是缺少现代“罗曼蒂克”经历的男女的意淫。
现代技术使人们坚信没有什么是不能复制的，艺术品在过去只是一件，如今凭着技术可以无限地复制，一切都是易得的。于是，与过去那种“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相比”，人们开始相信：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都可以在另一个人身上再现。
技术的不断革新更告诉我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也对下一个异性充满信心。“最好的是下一个”，几乎成为一种时髦。
个体爱的易得，是否会影响整个人类对爱情的易得与易去的习以为常呢？我们于是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激情的瞬间转移，恋爱对象的更新频繁，是否也是现代技术下的产物呢？在现代社会，如果与爱人离别三四年，交流爱情的通讯被切断，有多少人还会始终如一地保持一分痴情呢？
缺乏变革思想勇气的保守者面对这技术时代的两性爱情难免感到恐慌，他们大声哀叹技术影响到人的精神，使人变得非人化。但是，另一种疑问可能是：倒底什么是“人化”？那些赋人以不同于其它生灵的所谓“人化”的东西，倒底是人这一物种生而有之的，还是人自己加给自己的。如果是自我承加的，我们肯定承加时的理由，同时也便有权利因为时过境迁，因为技术时代的到来而再度卸除这一承加的理由。正像我们可以问：人为什么没有权利缩短求爱的过程而更快地进入作爱的结果？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罗曼蒂克标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距离”来增加爱情的厚重？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变了！新的世界必有新的爱情，不愿我们的思想是否能够立即接受。
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完全退回到过去的世界。既然我们不可能过着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同时又享着古人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就在学会在欣喜地接受现代物质的同时也接受现代的精神模式。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深层革命，但是，真正进入下一个世纪的人，总是勇于并善于革新自己的强者。
如果我们不能改换传统的视角来审视爱情，不能抛弃旧有的承袭来判断爱情，我们很可能会说：我们的时代没有爱情。但是，我们的确有爱情，一种具有技术时代特色的两性爱情！
贞操观，使女人“堕落”
这个世界上如今充满了堕落的女人，堕落女人的特征是：她们以男性社会“纯洁”的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指标，坚守着所谓贞操，而背离了女人最自然、最本初、最人道的生命欲求。
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女青年还会堕落到痴迷于处女膜的地步，声称那是“女人最宝贵的东西”，轻易不可丧失。如果把“第一次”给了某个男人，便一定要做那个人的老婆了。被强奸的女人痛不欲生，不敢诉诸公堂，仍然是觉得“丢贞操”是件丢人献眼的事。女人们的贞操比生命还重，而这贞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