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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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至于把旧贵族的没落说成人类的没落，把新兴阶级的人物说成“不
类”。然而从客观上讲来，周初的维新人物，到王道衰微或“周道倭迟”之
时，的确变了一个样子。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矛盾，不但表现在古代诗歌
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之中，例如巴尔扎克主观上担心封建贵
族的灭亡，但客观上却把他们描写为没有前途的挣扎者。因此，诗歌中所谓
“人之云亡”，当是“君子万年”的反面，“淑人君子”虽“自贻伊戚”，　
而前途却是不可救药的。
国风中也有讽刺“威仪不类”小人的诗句，但这并不减少对阶级关系变
化的暴露：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曹风候人）　
自然，新兴阶级不像“彼都人士”那样惯于穿衣束带，所谓“威仪抑抑，　
德音秩秩”。然而，并不是所有诗句都从这样观点出发，在阶级关系变化的
时候，有些诗句也把这一变化看做是自然的，例如：　
“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多），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小
雅小旻）　
这就不像殷顽民是那样绝对的至愚了。
（二）悲剧诗歌中所表现的进步的天道思想
在前章里我们已经知道，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上帝神与祖先
神的授受出发的，由此而产生了周初的“天命”观。到了周公时代，这种天
命观有了一次变革，即一方面依然保留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又补充了伦理
思想——君子的德、孝观，“有德有孝，四方为则。”　
然而变雅却违背了这一思想传统，它不但责难上帝神，而且一再怀疑祖
先神。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革命的因素，也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态，它
在客观上可以说是周初思想的否定，也可以说是悲剧诗歌的实质。我们且把
主要的诗句引在下面：

“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抑）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桑柔）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性。圭璧既卒，甯莫我听。
（怎样求神，神总不灵）　
昊天上帝，宁俾我遁！”（云汉）　
“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瞻仰）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召旻）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小雅小旻）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雨无正）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天方荐瘥，丧乱弘多。”（节南山）　
由此看来，上帝虽然在意识中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好像变样了，反常了。
应该指出，这是怀疑上帝并接近于否定上帝的思想的表现。这样的坏上帝在
逻辑上是应该骂的对象了。更应该指出，天命的反动，是社会危机的反映。
我们试拿这些怀疑天命的思想，对比一下周颂与大雅文王的天命观，便知道
周初的上帝神是如何值得“以天为宗”，厉王以后的上帝神是如何应遭受人
的攻击。在这里，诗歌把悲剧的主人翁升华而为悲剧的上帝。
宣王中兴，曾一度使上帝复活，但已经没有周初那样，凡大事必说天与
上帝的授命了。试看大雅的蒸民与崧高、小雅的六月与采芑的诗句，没有一
句提到天命。若按周初的文法，一定是首先说“天命匪解”，“於昭于天”，　
“天既遐於猃狁之命”，“今王嗣受厥命”，“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
王罚”。平王实在没有基本上“中兴”了周室。（毛公鼎有天命的话，应与
诗人所纪的区别开来）　
崧高与蒸民曾偶尔提出“天”字，诗句如下：　
“崧高维岳，骏极於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桢。”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於天。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在这里所出现的“天”字，与周初的“天”字是不同的：一、周初天命
的功用在逻辑上是全称，只要配天受命，命就一如人意。此处所讲的天命在
逻辑上是特称，仅以降生佐王的大臣为天命。二、周初配天命的原则在逻辑
上是特称，天命只与先王相合，降福曾孙。此处所讲的配天命的原则是全称，　
不但贵族可以配天，而且一般的人民也和天命有关了。这样看来，周初天命
观已经对于现实让步了。且作崧高、蒸民诗的人，显然是史官。它类似周初
之颂体，而与当时变风、变雅的诗体风格都不相同，所以即以这改良了的天
命观而言，还不能说它代表诗的一般趋势。
和上帝神同时连带的，便是先祖神，这是周初王道思想的中心所在，已
如前章所论。天命思想的变革，一方面怀疑上帝与天，另一方面便要怀疑到
先王了：

“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
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於摧。”　
“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大雅云汉）　
“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大雅瞻卬）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　
“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忧心愈愈，是以有
侮！”（小雅正月）　
诗章很明显地指出，后稷、先祖、皇祖、父母都不能锡子孙以福禄了，　
在大命告终的时候，祖先神对子孙没有一点援救。反之，人在不畏天的时候，　
也就要把先祖推翻了。
从天命方面讲，过去是“降福穰穰”，现在是“天降丧乱”，因此，传
统的伦理观念也就要动摇了，敬德与孝思的伦理要遭受现实的打击了，因此：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　
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大雅召旻）　
敬德和发国难财是反对的，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因此敬德离
着贵族君子愈远了：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　
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抑）　
这是说统治阶级连道德的外表，也愚而不顾了。更严重的是，统治阶级
的道德和淫乱是分不开的：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同上）　
“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同上）　
有的诗句，为了挽救没落的阶级，拿“以德报德”的话来说道理，但这
也是无效果的，因为作诗的人并不相信他的话可以生效，例如：　
“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只要有德，便不患“民各有心”了）”（同
上）
“辟（君）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
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同上）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　
覆谓我僭！”（同上）城市国家诸侯的城市壁垒是贵族人士的屏翰。过去凡
讲到城市都拿先王的道德作根据，现在却说到：城市虽在，贵族宗子如果没
有道德来维持统治权，便将成为独夫，所以在“上帝板板”的一章里说：　
“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宣王“中兴”时，天命观曾在现实面前改良了一
次，同样地，“中兴”也使“德”字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初统治阶级
的道德之所以是纯德（“文王之德之纯”），乃是由于先王的德和上帝的意
志相一致，例如“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
命文王”，“弘于天，若德于乃身，不废在王命。”（康诰）然而“中兴”　
时代的道德观念却偏重于德的效果与仪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嵩高）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

御。”（烝民）　
这样讲来，德成了一种“古式”，把古式当做政策，以揉治万邦。而且
道德也形式化了，主要是在讲威仪。阮元曾考证春秋时代才重视威仪，这话
是对的。
复次，周初的文教德业，是统治阶级的宗法传授，仅宗子曾孙“秉文之
德”，其属于特定的范围至为严格，例如“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
王受命。”（梓材）但中兴的道德观念却社会化了，例如：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德輶（轻）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烝民）　
这好像是矛盾的，然而“中兴”就是一个矛盾的缩影。晚清在最后迫于
现实不得不承认立宪的时候，就有堂皇的天赋民权的诏文，可是同时又说愚
民难信，先让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再说。历史的社会性质，前后不同，但传
统精神是相似的。
“孝”的观念也有了改变，先王的大业好像并不是容易绍继起来的。例
如：
“女（汝）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型）。”（抑）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小雅小旻）　
这就不是如“孝思维则”的思想了。
东迁以后的诗就更悲观了，例如：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王风兎爰）　
然而贵族统治阶级，越近没落，就越放肆起来，在国风中，这些公族的
形象更被描绘得下流不堪了。至于“国人”（国风中已有“国人”出现），　
如果他们有点财产，出门来摆摆仪式，那就被贵族们讪笑，什么“美无度，　
殊异乎公路，。。异乎公行，。。异乎公族！”贵族还是在精神胜利的陶醉
中。
总之，悲剧诗歌暴露了社会矛盾，攻击了奴隶制度，怀疑了宗教与道德，　
在主观上虽然对于古式表示念念不忘，但在客观上却把古代制度描写成一幅
没落的图景。这诗歌是历史的证件。这悲剧思想的“变”，支配了西周至春
秋之交的思想潮流，先秦诸子就是从这里来发扬光大的。
末了，在材料的处理方面，必须声明一下：我们依据的诗经，正是年代
难于确定的材料。陆侃如诗三百篇的年代一文定颂的年代大概是在前九○○　
至六○○年间，二南、风、雅的一部分年代是在前八二七至五一○年间，而
大部分诗章难于确定出确切的年代。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章句，或稍涉于过早
之嫌，但大体上作为后人追记的史料看，在轮廓上是没有犯考据家的大忌的。

第三节　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上面所讲的诗歌里表现出的进步思想看来，西周至春秋之际也必有其
他文献出现进步的理论，但可惜记载太不完全了。现在留下的史料只是左传、
国语等战国时代作者的追记，而且其所追记的也仅是些断片，像管仲、子产
的文献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今存管子一书是决不能据以论证管子的。
按照春秋时代的经济变化和阶级变化看，或按照其适应于生产技术的改
革而出现的科学知识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