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解析日本情色风俗及性文化)-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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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6。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6）
顺便提及，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老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个别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老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先生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自然无法取得王国维等同样的学术成果。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建国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我们对叶秀山教授的理解，也应首先研究他的时代背景，从而解读他的人格、气节、思想境界、学风和文风。
《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人能专心一志地读书，既要读之以心又要读之以气，对作者的生存环境、心理状态、人格特征、思想脉络深入体验，就能逐步达到与著书的先哲声气相通，心灵感应的境界，则可以使先哲复活，直接同先哲对话。叶秀山教授曾同我讲他研读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著作的体会，说要同他们〃交朋友〃，同他们〃对话〃，使我茅塞顿开。叶秀山教授的这一思想，成为我重新解读《老子》的文本，复活老子，同老子对话，创立新道学的根本思路，也是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治学教人的基本方法，因而是我同他交往21年来得益最大的收获。我在中山大学对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和高能物理学都下过苦功，发现在亚原子层次的量子力学中，〃整体〃大于〃部分〃已不适用，有时〃部分〃往往大于〃整体〃，甚至时间的先后也失去意义，〃后〃一事件却能影响〃前〃一个事件。我以此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并以释义学的思想重新解读《老子》的文本，使之成为21世纪的新道学，是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即使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以全人类的视野重新解读《老子》、《庄子》、《论语》等中国哲学家的历史文本，也要解读佛陀留下的历史文本，更要重新解读西方哲人的历史文本。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庄子《齐物论》的视野，人类的文明从起源到分流都有相通之处，地球上各种异质文明并没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差别相〃。四方同源，万世一脉，古圣今圣，西哲东哲，其揆一也。从这个角度看，叶秀山教授研究西方哲学，研究美学，进而又研究中国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乃至宗教，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是他做学问不断深入的结果。
欣逢叶秀山先生70华诞，按文怀沙教授的计岁方法他正35公岁（60岁以后以两年一岁计，谓之公岁），刚过而立之年，真正辉煌的学术贡献还在今后。估计别人的文章中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仅说些别人不便说或不肯说的话，以便给后世研究叶秀山教授学术思想的新一代学者留下一点真实的背景资料；使这一代哲人的学风能流传下去。叶秀山教授的身体和思想将不断焕发新的青春！
（作于2005年4月6日，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的《斯人在思——叶秀山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第五部分 7。高风雅量博学景行（1）
高风雅量博学景行——
为李锦全老师八十华诞而作
胡孚琛
李锦全老师是我在求学期间遇到的颇受尊敬老师之一，他在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使我至今回忆起往事时心中仍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于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生导师是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和科学哲学家张华夏教授，另有杨维增、郑芸珍、林定夷、关洪等老师参与我们四个同学的指导。由于我原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因之同为学化学出身的杨维增老师分工指导我，师生关系尤为融洽。李锦全老师时任哲学系主任，杨维增老师经常带我去看他，我还同哲学系的罗克汀教授、丁宝兰教授，中文系的王起教授、商承祚教授多有交往，这些恩师都是我没齿难忘的。〃高风雅望，博学景行〃八字原是中国化学会对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的定评，今稍易一字移赠给在中山大学奋斗半个多世纪的李锦全老师，在我印象中感到十分贴切。李锦全老师不仅精于哲学，还在史学、文学、考古等领域颇有造诣。我初入中山大学时去拜访李老师，见其处世有风骨，立身有气节，待人有雅量。李老师弦颂终身，教泽广布，有知人之鉴，有长者之风，其治学也锲而不舍，其教学也诲人不倦。当时正是〃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的年代，李锦全老师作为系主任为恢复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学秩序作出了历史贡献。当时中山大学研究思想史的耆宿杨荣国教授，一生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持反对态度。〃文革〃中〃四人帮〃在全国搞〃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便以〃响应党的号召〃的名义将持〃反孔〃观点的杨荣国教授当作政治工具捧得大红大紫，打倒〃四人帮〃后又以〃清算反党集团〃的名义把杨荣国教授批得臭不可闻。李锦全教授在杨荣国教授大红大紫的时候没有出风头捞政治资本，在众人对杨荣国教授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仍对杨荣国教授以礼相待。他不仅参加了含恨而死的杨荣国教授的葬礼，而且还著文对杨荣国教授的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李锦全老师不仅在触及灵魂的政治风暴中对前辈的老学者能独秉操守、高风亮节，而且在物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对后辈的年轻学者能古道热肠、雅量有容。×××先生是〃文革期间由陕西地方推荐的〃工农兵学员〃留系任教，此人小有才华，出了几本研究公孙龙子的书，常到研究生宿舍找我们聊天，因之我对他比较熟识。他夫妻两地分居，家境困难，在校独自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日夜苦读，后终耐不住寂寞，中了大宾馆里捞女（暗娼）的圈套，一时羞愧难当，寻了短见。当时我已毕业离校，传来消息说学校竟无人同情，有人讲早就看他像个〃坏蛋〃，遇这等出丑之事，世态炎凉可知。李锦全老师却顶着风亲自出面为他募捐，并将钱交给了他在陕西的孤苦无依的妻子和孩子！
在我同李锦全老师的直接交往中，有几件事使我久久难忘。我们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临毕业前突然说要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再加上有的老师对不同学生的学业优劣爱散布点小评论，搞得大家十分紧张。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博士生导师，硕士论文答辩比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还严格。我参加过一次李锦全老师指导的硕士生论文答辩，他请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峻教授和武汉大学的萧萐父教授来主持答辩会，会场庄严肃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国高校自1966年中断招生十余年，1978、1979、1980三年招考的硕士生是在全国两代学子中选出的人才，彼此年龄相差十多岁，多数人有丰富的社会历练。当时大家都生怕取不到学位，因之各自为博得学位使用心计，也难免出现某些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矛盾和举措。我在修习电子系邓鲁阳老师的〃信息论〃课程时，发现一个物理常数，并推导出〃信息量〃和〃可用能〃的数学关系式，当作〃物理学史〃的课程作业交上去，物理系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给了最高分（同学比较而言）。黄友谋老师支持我这一发现，他在逝世前同师母在京西宾馆召见我时，还嘱我一生不要丢这个课题，说〃人活一世能在科学上提点原创性的见解也值了〃。我将此文寄给杨石先教授和钱学森教授，钱学森教授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的方福康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的学生）给我回信并接见我，钱老又推荐给《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刊出，我还修改后发表在《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上，这是后话。当时这篇文章送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某些〃自然辩证法〃专家手中，却没提出实质性意见和肯定答复，北师大某〃自然辩证法〃教授还说论文〃像随笔〃、〃数学游戏〃，这几句并无恶意的话使我很受刺激。今天这些教授无论从学术威望、国内外影响方面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可当时他们是〃权威〃，使我面临得不到学位的危险。我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为《恩格斯的热力学疑案》（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2期）和《广义信息论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两文权且搁置，果断地选了个使北京的〃自然辩证法〃教授根本看不懂的《周易参同契》作毕业论文，防止他们说三道四。我是个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那时还不知世上有《道藏》，更没见过《周易参同契》，这个书名是黄友谋老师1980年秋带我去拜访离他家不远的一精于丹道的年迈老翁时初次听说的。我改写《周易参同契》的题目是一次命运的抉择，正是李锦全老师在其间起了关键作用。我当时不仅征询了李老师的意见，李老师还告诉我湖南湘潭周士一教授刚出一本《周易参同契新探》在国内学界很轰动。我于是拿着这本书趁春节期间先去说动黄友谋老师，1982年春开学后黄友谋老师、张华夏老师、杨维增老师专门开会听我汇报，认可《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我持黄友谋老师的亲笔信走访了北京的袁翰青教授、王奎克研究员，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又到天津在先师杨石先教授的推荐下跟陈国符教授学习研究《道藏》达半月之久。回校后在图书馆读到尘封多年的《道藏》经书，见在我之前借书卡上签名登记的仅是早在海外的谢扶雅教授，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借阅过中山大学的《道藏》。这篇论文毕竟是古典文献的考据作品，李锦全教授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作为系主任出面肯定，我就用不着担心取不到学位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从选题到完成论文答辩仅仅用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全文发表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14辑，并删节后刊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钱学森教授对我这项研究成果很重视，他不仅于1982年12月给我写来亲笔信，还在一次人体科学筹委会的讲话中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这篇论文，张华夏老师在哲学系的会议室里播放了钱学森教授的这个讲话录音。我在中山大学能成功地完成学业，非常感激指导过我的所有老师和哲学系的教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