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复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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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痕迹。现在的埃及学家一致认为金字塔不是奴隶们的作品。他们提出，古埃及人也许和后来的其他人一样，为他们巨大的公共创作感到骄傲。即然他们有同样的忠诚和宗教的信念，他们难道不会也为参加社会工程而骄傲吗？在尼罗河泛滥的几个月时间里，无法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可以来到金字塔工地，它们往往就住在河边。每年这个时候，从水路运送建筑材料是最方便的。在水退的季节，则有小组的工人开采建筑石料。　

　　在金字塔时代，一次洪水泛滥约有3个月，此时至少同时有7万名工人投人这项工程。由于缺乏其他资料，又是在火器时代之前，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大群人怎么会从遥远的村庄被强制赶来，又被粗暴地逼着干上几十年的。新的迹象表明金字塔是志愿劳工的作品。在古王国时代，埃及除了一些战俘外几乎没有奴隶。既然金字塔作为伟大的公众成果而使我们折服和目眩，它们难道不会同样吸引建造它们的人们？他们难道不会为参加如此伟大的工程而骄傲？从现在的刻在石头上的符号标记，我们找到一些线索。有些碑文——“划船一族”或“手艺人群”——标明了特定的行业，而其他的——“斯奈弗鲁多有魄力”或“胡夫的白色皇冠”——标明了工程完成时的统治者。还有——“魁力之帮”、“永恒之帮”、“坚实之帮”——宣告了工人们的自豪。我们难道不能想象一下，在每一季中，金字塔的建设者们回到村庄，向惊讶的同村人吹嘘他们所参加的工程的宏大规模？　

　　金字塔是我们所知第四王朝以后唯一伟大的公共工程，它们把埃及从一个村庄散落的国家转变为高度集中的民族。一旦一个国家有了组织后所产生的成果是多么令人瞩目！多么庞大的食物供给，多么大规模的运输、住所和卫生设施！国家的力量由此显现。一方面是原始国家创造了金字塔，另一方面，在公众努力及对太阳神共同信念的基础上，金字塔本身又帮助创建了国家。这一历时多年的大型工程一定产生了大量的官僚，他们可以以其他目的召募而来。在金字塔时代，“法老”一词的含义是“大房子”，不是指统治者本人而是指神授的统治者的居所。金字塔的建设者们，忠贞于他们的信念和社会，为他们的统治者建造永恒的居所。第四王朝以后，这一中央集权国家迅速衰落。从前，贵族们把坟墓建在法老大金字塔的周围，而这时则把坟墓建在金字塔地区以外，建在他们居住和统治的省区内。这也标志着金字塔建筑的衰落和石砌建筑质量的下降。　

　　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国王纳尔迈征服下埃及，实现了埃及的统一。藏于埃及博物馆的这块纳尔迈盾形石板，就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　

　　图中纳尔迈国王头戴王冠，手举权杖制服战俘。这一雕刻手法成为后来表现法老为国征战的典型艺术形式。右上角神鹰站在六株纸莎草茎上的象形符号，表示国王俘获了6000名战俘，身后手提水罐的男子，象征归顺的臣民。　

　　我们开始明白，讨论金字塔是否一种“有用”的创造物是多么无知。因为它们是大型的公共工程，是社会的创造物和创造者。也许正是因为感受到这一点，当美国的奠基者们为新的国玺寻找一个象征美利坚充满希望而又未知的未来的合适符号时，他们选择了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至今仍能从1935年版的一元纸币上看到）。现代物理学家库尔特·门德尔松帮助我们从一个现代的角度来看待第四王朝的金字塔建筑：　

　　一种优美的文字可能中断，再没有人懂得书写和阅读它们，一种伟大的文明可能突然失落；但它们却不会永远消失，既然它们曾经存在。　

　　留在古埃及土地上的这些宏伟的石砌建筑，便成为这种伟大文明的有力见证：它们跨越了历史的经纬与时间的长河，为后人寻找文明的源头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就我们所知，当今世界只有一个项目能够以它的庞大和无用而可能最终有资格被称作新的金字塔，这就是外层空间探索……最终，太空探索的结果可能会和法老陪伴太阳同样短命，而为之付出的努力则将是巨大的。唯一的动力就是人类通过建造一座星际通天塔而名垂青史的满足感。5000年前，埃及人因为同样说不清的原因，而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付出汗水和辛劳……　

　　后世的人们会不会大伤脑筋：为什么20世纪末的人类花了天文数字的费用，不断向外层空间发射火箭呢？　

　　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令人费解，在征服时间这一目标上，古埃及人成功了。他们还带给我们人类集体创造力的鲜明启示。据阿拉伯编年史家阿卜杜尔·拉提夫所述。在1215年，阿拉伯联盟阿齐兹·奥斯曼帝国的马来克哈里发对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物感到不快。作为一项虔敬工程，他组织了一大群人去破坏一个较小的金字塔——吉萨的孟卡拉金字塔。工人们辛苦了8个月却一无所成，最后只得放弃。那一无望的努力的标记仍留在该金字塔北坡上的一个小疤痕中。从那以后，只有盗墓者的开掘和嬉戏的旅游者从顶端向下扔石头的举动，才损伤了金字塔的完整和壮观。　


○斯芬克斯的生辰　　　

　　最近，有关狮身人面巨像的年代在考古学界引发争论，从而形成埃及学领域里一个新的视焦点。　

　　正统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狮身人面巨像是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处于古王国时代第四王朝的埃及法老海夫拉统治时期修建的。这个国王的陵寝虽然内部比其父胡夫的金字塔逊色，却以其外部份布有致的建筑群而独胜一筹。海夫拉巡视墓碑时，为没有一个体现其法老威仪的标志而不满，一位石匠投其所好，建议利用工地上一块2000吨重的巨石雕一座象征法老的威严与智慧的石像，遂有了驰名世界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　

　　然而科学家们发现了表明狮身人面像比人们认为的年代可能早一倍的证据，从而在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地质学家断言，狮身人面像的年代肯定更久远，而考古学家们说，这一结论同他们了解的古埃及的情况产生了矛盾。　

　　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M·肖赫对吉萨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地震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狮身人面巨像最初雕刻时与裸露在外面的这座巨像周围的石灰石床岩受风化和侵蚀的时间要比人们认为的长得多。另外，狮身人面巨像和其它年代确凿的建筑物侵蚀程度的差异也表明狮身人面像要古老得多。　

　　长久以来狮身人面像是神秘莫测的象征，它据传是海夫拉法老建造的（它的人面头像颇像是法老的画像），与身后巨大的金字塔相比，它小得像一只小猫。但狮身人面像实际上是个硕大的物体，它高达20米，长达73米，是一座平卧的狮子，却有一个人头。它的脸部最宽处是4。2米。传统说法，它是建造大金字塔采石场上留下的一大块圆石刻出来的。　

　　据推测，狮身人面是它身后墓地的守护神，但没有人能对此肯定。头像上有头饰，额头上有一条眼镜蛇的王室标记，可是它的鼻子有一部份没有了，胡须完全不见了。原先它也许是用泥抹过，然后用红漆涂过。在它前面是一个石柱，或者说是一块直立的大理石石碑，上面记录着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四世法老的奇异经历。一天他外出捕猎小羚羊时坐在狮身人面像的阴影里休息时睡着了。梦中他得到启示，只要他把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扫掉，他就会得到埃及的王位。他真的扫了沙土，也真的得到了王位。后来其他法老也来此扫沙。显然这个狮身人面像是一处朝圣地。　

　　狮身人面像是刻在石灰石床岩上的，所以它座落在一个壕沟里。壕沟的四壁给地质学家提供了令人感兴趣但又不满足的证据。它们被水严重侵蚀的事实，表明这个壕沟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开凿的，因为历史上这一地区的降雨量只有那时是最高的。　

　　科学家还进行了揭示声波穿透岩石的地震研究。风化在岩石上造成多孔，声波穿行的速度使科学家们了解到岩石的孔隙度，从而表明岩石受风化和侵蚀的程度。这反过来又使科学家们知道岩石暴露在暴风雨中的时间有多长。　

　　研究揭示，狮身人面像的“尾部”是在海夫拉统治时期刻在石床上的，它的年龄约只有巨像前面及两边的壕沟年龄的一半。即是说，海夫拉只是对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狮身人面巨像进行了整修，并纳入他的墓群之中。这一结论令考古学家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狮身人面像的头部在海夫拉出世时屹立在那里几千年了，显然，这扰乱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古埃及的常识。　

　　地质学家于1991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地质学年会上提交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巨像的实际修建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到7000年之间。　

　　针对这一观点，考古学家争辩说：就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看，在海夫拉统治埃及以前的几千年间，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根本不可能掌握建造这一建筑物的技术，甚至没有这种愿望。显然地质学家的结论与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对古埃及了解的一切情况都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埃及学家的另一证据，狮身人面像酷似海夫拉，则有人聪明地反问，海夫拉在把这一现有的建筑物纳入其墓群时，难道不能让人整修它的脸吗？当然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　

　　考古学家们坚持说，狮身人面巨像的修建技术比已确定年代的其它建筑物的技术要先进得多。因此，将狮身人面像建筑年代再提前几千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承认地质学家的看法，即狮身人面像可能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的话，那么，修建这一建筑的不应是当时的埃及人，而是另一群高级智慧生物。　

　　宇宙学的研究者根据金字塔建筑群种种与天文现象的巧合神奇之处，以及塔内遗存的超现代的物品，推测金字塔是外星人在不同时期单独或帮助法老建筑的。科学家以先进的仪器探测发现，狮身人面巨像之下也有类似金字塔内的秘道和宫殿，莫非斯芬克斯真的出自外星人之手，作为宇航导向的标志，而后被法老利用吗？　

　　到底孰是孰非？我们多久才会知晓呢？　


○谁是古埃及人　　　

　　神秘的埃及早就引起古希腊人的注意。希罗多德的《历史》使希腊人对埃及人的观察留传至今。托勒密诸王对埃及文化的独创性也大为惊奇，曾于公元前3世纪下令就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写一部法老埃及史。一个埃及出生的人——曼内索，受命主持撰写，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因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而不幸失传。唯有为别的书所引用的部份段落保存了下来，从而使埃及的历史保存了一个可信的轮廓。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最后一批埃及神庙被封；种种法老文字通通被排斥，只有口语在科普特语中得以留存，书面语却逐渐失传了。直到1822年让·弗郎索瓦·商博良（1790—1852）译解了这种文字，人们才再一次得以理解由埃及人自己写下的种种古文件，从而使埃及相对成为整个非洲最富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