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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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一、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二、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这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三、鉅野等七县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四、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六、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零七。）
此六条墨渖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不可战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人士怪□□□；□□□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零零）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不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着，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满清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异的。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做「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糊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００）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不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画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干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不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荏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
